东莞企业倒闭潮 倒闭转型两者并存 世界工厂面临危机
加工制造业让东莞市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近一年来，“熄火”、“衰落”和“危机”成为外界加在东莞身上的标签。
目前，广东东莞、深圳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很多工厂订单流失，不得不关停或将生产线向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媒体称之为东莞遭遇新一轮“工厂倒闭潮”。
但弥漫在东莞空气中的，并非都是悲观的气息。东莞市长袁宝成说，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
相关专家认为，东莞一些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厂倒闭的同时，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一边是倒闭潮，一边是转型潮，两者并存。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关闭东莞的工厂一年多后，37岁的任远前不久将深圳的工厂也关闭了。
几个月来，任远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变卖维持运转。但他发现，卖再多的房子和车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任远选择彻底告别手机制造业。
“我的遭遇和高民一样。”任远说，今年1月，“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留下遗书自杀，引起社会轰动。高民的几位供货商拖欠上千万货款，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0年前，东莞攒几台模具机就能开工厂。当时还是打工仔的任远抓住机遇，在东莞开了第一家手机屏幕组装厂。
经过数年的发展，任远的工厂年产值2亿多元，用工最高规模有上千人。2009年，他在深圳又开了一家同样的工厂，主要生产手机屏幕和屏幕光源。两个厂为他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从2012年开始，手机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国际上一线手机品牌被淘汰外，手机配件制造业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
与任远类似的案例近一两年不断上演。东莞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近一年以来，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而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媒体称之为东莞第二轮“倒闭潮”。
屏幕工厂利润三年减少9成
任远是河南人，2003年他到东莞打工，进入一家手机屏幕加工厂。在熟悉了业务流程后，2005年任远成立了自己的手机屏幕厂。
当时正是触屏手机发展的高潮期，各种手机都在更换手机屏，也涌现了很多智能手机品牌。任远开始为三星、诺基亚、京瓷等手机供应手机屏，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9年，任远又在深圳开了一家相同的手机屏幕厂。任远说，他的工厂没有核心技术，只是将外面工厂切割好的玻璃组装焊接成手机屏幕。
10年的发展让任远成为朋友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没有想到生意的寒冬说来就来。
“其实做到后来已经没有意思了，工厂利润三年减少了9成。3年前生产100万件货能赚200万，现在生产1000万件才赚200万。”任远说，从2012年开始，手机屏幕的利润越来越低，厂家纷纷压价销售，成了恶性循环。
去年的一天，他接到已合作10多年的另外一家液晶公司老板电话，对方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欠他的165万元货款只能以后再还。
“我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能怎么样?”任远说，他们这一行都是三角债关系，他的客户欠他的钱，他也欠着供货商的钱。如果他的工厂要继续开下去，他就只能自己背下这个债务。
后来，倒闭跑路的客户越来越多，任远只能卖房卖车来维持自己工厂运转，最后实在支撑不下去，只好选择了关门。
任远说，现在很多工厂都在苦苦支撑，做得很辛苦，但还要做下去，要不然就只能宣布倒闭，也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
“有时候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任远说，创业十年，虽然赚了点钱，但是工厂就这么倒闭了，真不知道怎么
跟人讲。
10月8日，与任远类似的企业深圳福昌科技公司宣告：因资金链断裂，决定停产，放弃经营。
福昌前员工杨天(化名)认为，福昌的倒闭有其自身的原因，福昌主要为三星、华为、中兴等手机企业生产手机塑料外壳，这属于一个低端产业。一旦有厂家拿更低的价格竞争，福昌就会接不到订单。没有订单，还要给员工发工资，势必会拖垮企业。
不久前，东莞京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也宣布破产。
成立于2013年的京驰公司也是一家生产手机外壳的企业。11月1日，京驰厂区内只有一位老人在守门。他说，京驰倒闭前也有很多供应商来讨债，工厂今年的生产质量跟不上，残次品率超过20%，大批产品被退回来，老板结不到钱，自然也无法给供应商付款，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加工制造业让东莞市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近一年来，“熄火”、“衰落”和“危机”成为外界加在东莞身上的标签。当地加工制造业很多工厂订单流失，不得不关停或将生产线转移。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近一年以来，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媒体称之为新一轮“工厂倒闭潮”。面对现实的困境，东莞官方开始大力度推进“机器换人”、“腾笼换鸟”运动。(11月25日《新京报》)
曾经辉煌的东莞，如今正面临着麻烦。制造产业普遍呈现的衰败迹象，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无论是称作“工厂倒闭潮”，还是表述为“转型阵痛”，其事实本质总归是确定的。那就是，以下游代工和低端制造为产业基础，以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旧东莞模式”，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就这样，一度被视作经济奇迹的东莞样本，也终于挣扎着开始寻找“另一条出路”!
现阶段的“东莞困境”，大致可以分解成几个部分。首先，经济下行、需求疲软导致“订单锐减”，而当地高度同质化、过剩化的产业结构，又放大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国内的产能转移，东莞赖以为生的区位优势发生动摇。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毫不费力就可取代东莞地位、复制东莞经验……现实语境内，资本持续流出，劳动力却不再流入，东莞由此陷入了尴尬的泥潭。
现状不尽如人意，当地官方却并不认为这就是“危机”，而更愿意将之描述成优胜劣汰、产业升级。而且，客观来说，这套说辞绝非只是自我安慰。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当地银行业早已有意识地、选择性地收紧了企业贷款，从而加速了某些低端制造工厂的关门——显而易见，这是当地主动“转方式调结构”的结果。市场的无形之手，加之官方的顺势引导，其实是东莞此轮“倒闭潮”的两大推动力。
也许应该承认，东莞正遭遇着危机。但是，危机也是契机。面对周期性的机遇，东莞没有采取“强激励”手段逆势而为，而是适时推进“机器换人”、“腾笼换鸟”等举措。可以说，这既是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区域产业定位的根本性调整……在这一思路中，培育、引进创新性、先进型的现代企业，被看作是救命稻草。可以预见，为了实现此一目标，东莞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吸引“先进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事实上关系到社会结构的系统优化。完善的产学研基础，低成本、畅通的融资渠道，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以及更简单的政商相处模式，更完整的契约精神与司法兜底系统，这一切都是“先进企业”成长的必要元素。就此而言，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在新形势下率先出发、积极求变的东莞，能够再一次走上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