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俄罗斯卫国战争的中国人
4月16日，曾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过的10多位老人在聚会时，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现任院长一起唱俄语歌。接受本报采访的赵绮莲、李多力等人都曾参加这次聚会。本报记者 赵迪/摄
4月19日，姜淑媛在自己家中接受采访时，在俄文世界地图上向记者指点她曾生活过的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实习生 周智宇/摄
编者按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写道。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在“5·9”前夕，我们特地采访了一些曾亲历过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老人。而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与今日和平岁月里的一切相去甚远。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希望与读者朋友一起了解：为什么俄罗斯要如此隆重地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俄罗斯为那场战争牺牲和付出了什么?那场战争与中国的交集又在哪里?
重 返
5月6日，78岁的赵绮莲将飞往莫斯科，参加由中俄民间组织举办的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她还将作为“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后代与俄罗斯老兵座谈。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旅程，赵绮莲最期待能在莫斯科现场感受俄罗斯胜利日70周年阅兵的盛况，她说：“以前历次阅兵我都会在电视上看，我非常喜欢，那代表了俄罗斯的一种精神。”
赵绮莲的父亲是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史称“9·18宣言”或“9·19宣言”)的起草人赵毅敏。赵绮莲曾经对俄罗斯和莫斯科再熟悉不过。生在莫斯科的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一批背景相仿的来自各国的共产党革命领导人的后代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以东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抚养，直到15岁才回到祖国和父母身边。
中国青年报前驻俄罗斯记者关健斌2007年探访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后曾描写道：“在教学楼主入口的右侧，镶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上面写着：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二战无疑是20世纪影响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最深刻的事件。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即便是这群被保护起来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波及。战争的印迹深深刻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所以，当赵绮莲有机会再次重返她童年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时，她仍然非常期待。
开 战
肖苏华是赵绮莲在苏联时的“发小”之一，“苏联和中华”是肖苏华名字的由来，带有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印记。一岁多的时候，肖苏华便离开了投身革命和抗日事业的父母，被送到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他说：“那时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是我的同桌，同班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巴巴罗萨计划”为代号，集结了300万兵力，出兵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此打开。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德军进展迅速，一路东进，逼近莫斯科。在这样的情势下，肖苏华、赵绮莲等在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市。
“混乱”是当时4岁的肖苏华记忆中从莫斯科撤退那天的情形。“撤退时非常匆忙，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是坐大巴走的，莫斯科的街道非常混乱。”除此之外，当时年幼的肖苏华现在记不清太多细节。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外交部新闻官保罗·卡雷尔所著《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一书中，对那时的“混乱”情形有详尽的描述——“1941年10月19日，离莫斯科只有60公里的防卫重地莫扎伊斯克失守后，莫斯科的神经已达到临界点。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满天飞：政府已经逃离，外交使团已离开莫斯科，列宁的水晶棺已被转移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这些故事和传言都有个附言：德国人已兵临城下。”
刚到伊万诺沃儿童院不久，因为战争初期德军节节进逼，离莫斯科只有300公里的伊万诺沃也面临着战火威胁。还要往更东的地方去——儿童院的孩子们又面临着再次撤离。赵绮莲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打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出发。”但这次撤离并没有成功。“因为要运送战争物资，许多工厂、企业也都在向后方转移，火车等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因为等不到车，我们只能留在儿童院。”同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长大、当年6岁的任娅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