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实施“满月” 立案数超百万 当场立案率达9成
立案数超百万 当场立案率达９成——立案登记制实施“满月”看焦点
新华网北京６月９日电（记者 罗沙）５月１日，全国法院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最高人民法院６月９日晒出一个月来“成绩单”：全国法院共登记立案１１３．２７万件，同比增长２９％，当场登记立案率达９０％。
立案登记制被誉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一步”，旨在破解“立案难”，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司法公正。不过，新改革也带来新情况。对“立案潮涌”“行政诉讼案上升”“奇葩诉讼”等焦点问题，９日的最高法新闻发布会上一一回应。
单月立案超百万 “立案难”得到遏制
据最高法９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５月份全国法院共登记立案１１３．２７万件。江苏、浙江、山东法院的登记立案数量均超过８万件，北京、河北等９个地区立案数量均超过４万件。北京、河北、河南、辽宁等地的立案数量增幅均超过４０％。
据了解，原来实行立案审查制时，对案件入口有相应调控，如今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全面推行，取消了立案过滤功能，案件受理随之增加。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说，一个月来各地法院高效开展登记立案工作，当场登记立案率达９０％，上海、河南、重庆、甘肃等地均超过９５％，其中上海法院当场立案率达到９７．５３％。而少数没有当场登记立案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提供的诉状和起诉材料不合格，各地法院在接待处理时，相应都进行了“一次性”书面告知。
立案登记制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也不免让人担忧其成为“一阵风”，过不了多久又出现新的立案“屏障”。对此，最高法立案庭副庭长甘雯表示，法院将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登记“立案难”问题再次抬头。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曾表示，要全面清理和废止各种立案“土政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擅自提高门槛，干预法院立案。
“这是法院最坚决，最彻底的一次改革。”甘雯说，“对立案登记制，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保障，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同时强化人员责任意识。”
“立案潮”遭遇“法官少” “民告官”案考验法官水平
孙军工说，立案登记制改革措施落实坚决彻底，但立案只是诉讼程序第一步，在９成当场登记立案率的背后，法院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５月份各地增幅最大的立案数量为行政案件，即俗称的“民告官”案件，全国法院同比增幅达到２２１％。其中天津法院同比增长７５２．４０％，山西法院同比增长４８０．８５％，上海法院同比增长４７５．８６％。大量“民告官”案件，考验着法官的司法水平。
“实施立案登记制以来，众多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物业供暖等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大量进入法院，立案和审判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孙军工说，以民事案件为例，虽然５月同比增长仅２７．８％，但案件绝对数却增长了近２０万。
立案数量倍增，审判难度加大，本来就面临“案多人少”困难的法院压力徒增。而在法官员额制改革背景下，再加上近期一些法官的辞职，更让许多人产生了疑虑。
“员额制看上去是让法官数量减少了，而立案登记制则让案件数量大幅增加。”甘雯解释道，“实际上，立案登记制就是要倒逼审判机制改革，提升审判效率。而法官员额制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法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司法效率，从而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
“我们的法官一年审三四百件案件就觉得超负荷了，但有些国家法官一年审个两三千案件都很轻松。”甘雯说，“司法效率要提高，一靠提升法官能力，二靠完善的审判机制和案件简繁分流程序。”
面对这些新挑战，法院将如何应对？甘雯表示，法院将下大力气提高诉讼服务水平。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入多种调解以及仲裁复议等机制化解纠纷，减轻法院诉讼压力。另一方面是改革审前程序，发挥诉前调解的作用，同时对案件进行简繁分流，简单案件用简单程序，复杂案件用复杂程序，提高司法裁判效率。
回应“奇葩诉讼” 并非鼓励人人打官司
据了解，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近日接到一起诉讼，当事人起诉演员赵薇“在电视中瞪他”，要求法院予以登记立案，让法官颇为无奈。
甘雯表示，这样耗费司法资源的诉讼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此前，我们也预测到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讼等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会有相应制裁，同时还要加大研究惩治力度。
“一些群众对登记立案范围存在误解，有不少群众认为所有起诉，法院都能立案，对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事由，要求法院‘有案必立’。”孙军工说，此外违法起诉增多，个别人甚至借助登记立案，在全国法院提起大量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严重干扰正常审判秩序，挤占有限司法资源。
根据规定，登记立案针对的是初始案件，也就是一审案件和最初提出申请的案件，包括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对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法律另有规定，不适用登记立案的规定。
“很多当事人片面理解立案登记制，拒绝诉前调解，多元化解纠纷渠道变成了单一渠道。”浙江高院立案庭庭长王君说，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诉前分流多元化解难度加大，５月份浙江省诉前引导调解纠纷数同比减少１７％，成功率同比下降了１４％。
“打官司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最好手段，而是最后手段。实行立案登记制，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也并非鼓励人人都去打官司。”最高法副院长景汉朝说，“不同的纠纷，采取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不同方式解决，可能效果更好。”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