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隆：我与左小祖咒在蔚县

　我在飞机里俯瞰城市。白天它们像一块正在升级的计算机主板，夜晚像铺在黑色床单上挂满闪耀钻石的黑丝绒长裙。我坐在上帝身旁，想像在这楼宇之隅，是否住着一名空前绝后的清官，或者一位酷爱艺术的小姐——她写一手漂亮的庞中华正楷，喜欢在下钟的闲暇读海子和村上春树。我也许曾和她擦肩而过，我们在同一天踏过同一块天安门的石板，或睡过同一片泥泞的草原。当我站在蔚县的街角仰望天空滑过飞机的时候，我想像自己正坐在那厚厚的舷窗里俯瞰这片小城。我和自己交错，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此刻我在蔚县拍摄左小祖咒，我听他的歌已十八年。十八年前，我也是站在如蔚县这样的小城仰望天上的飞机，然后低下头，义无返顾地坐进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山寨随身听里插着《摇滚北京》的卡带，我踏入陌生之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玩儿音乐的朋友把左小祖咒介绍给我听，他说他是个艺术家。于是后来不论左小祖咒唱什么，怎么唱，我都觉得合情合理——越是人民搞不懂的才越艺术吧！平日没有它们的时候，我周遭的文艺世界任由春晚星光大道和同一首歌主宰着。千禧年，我去太阳宫的“豪运”酒吧看左小祖咒演出。我借助过往车辆的灯，步行穿过狭窄黑暗暴土扬长的北土城路，把自己塞进满是油泥汗味儿的人群。我看见一个带着皮制礼帽的家伙站在台上，手扶麦克风支架，前后晃悠着。他既不愤世嫉俗，也没有玩世不恭。他瞥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钉死在天花板上，轻描淡写地说，“到那时我再也不说我是西藏人，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藏族人。我们将带上左小祖咒的毛片儿跟他们换酒喝，再放《老妈蹄花》给他们听。”东四大街有间“忙蜂”酒吧，我隐约记得左小祖咒也去过那里演出。它们属于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有种娇嗔的气质，妩媚妖娆，带着某种不确定性，渴望全世界抚平它的惊慌失措。

　　21世纪初那几年，那些酒吧被齐刷刷地拆掉了，跟整条街一起。左小祖咒的《庙会之旅》伴我骑车上下班，也伴我辞职和创立工作室。那时候，我的照相事业刚开始蒸蒸日上，一个活儿干掉十几卷“120”胶卷儿，一百多次快门，无比奢侈。工作室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他们听的东西比我新，比我潮。他们比我有鉴赏力。最新的凤凰传奇和最新的左小祖咒都是他们加班时第一时间放出来的。我带着这些新歌走南闯北。2008年我听着左小祖咒的《可忘不可忘》和媒体奔走在去汶川的国道上。我们看年轻如孩子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抢险修路；看灾民敞着天蓝色的救灾帐篷一丝不挂地冲澡；看山体被削成滚落砂石的斜面，埋葬公路。那些砂土里偶尔露出汽车一角，尸臭随烟尘而起，铁皮在风中瑟瑟发抖。临时新闻中心挤满信誓旦旦的记者，帐篷之间游走着打了鸡血一样的志愿者和我们。就在这一路上，左小祖咒的歌词如咒语般在我耳朵里滔滔不止：“人世间，可忘掉滴又不可忘掉滴是鸡鸡”。拳头大小的石块儿不停砸在车顶，我不知道哪一块会把我送进公路旁悬崖下滚滚流淌的泥沙，变成鸡鸡，化烟成土。2012年，我坐在从喀什开往和田的汽车，耳机里放着《感激》。这首歌很应景。它或许该在维吾尔的小城街头广为流传，但是它没有。路途遥远，驿镇荒凉，没有“象征着纯洁友谊和爱情”的红花，也没半个月亮爬上来。一辆辆驴车飞快地向后闪过。集市里的农民和汉地农民一样穿着肥大的黑色西装，敞着怀，一脸茫然，面容惆怅。他们的眼神深深地躲在写满异域风情的眉弓的阴影，看人时像午夜惊醒的猫。我发现不论怎样的音乐，配上运动中的风景都是不错的公路片，舍我其谁般壮烈。没有自怨自艾，无需自圆其说，就像真正的孤独者从不感到孤独。我于是在旅途中继续思考世界上最伟大的问题——“啥是艺术”。在屡次获得伟大的答案并产生新的问题之后，我的结论是，答案动荡不定，就像这些旅程。它们一无是处。每一件事都跟过去和未来发生毫不情愿的关系。它们悄悄溜走，不留痕迹。废话废到不可言说，真理方成真理。

　　听《乌兰巴托的夜》的时候我坐在洱海边。薄荷叶腥香，漂在云的南方，很远，有种触不可及的前世感。我想起郁达夫的小对儿：“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可叹浮生莫待少年时，世间的情怀大到忧国忧民，小及儿女情长，不过一个字——“骚”。这些年，我和左小祖咒的歌一道变骚，以艺术之名。因为《美国》这张专辑，我开始不齿云南，厌恶大理，藐视一切跟风的视听和抄袭来的旅行。我害怕雷同的创造，害怕一成不变，讳匿因我而生的恐怖与妄因惧果的未来。但许多年过来了，我几乎站在原地，用时间和胆固醇换一笔小钱，帮客户说说谎，满足生活的必需。商品们变成照片，我的照片却从未变成商品。买汽车的初夜，我和朋友喝大了。深夜我一个人兴奋地跑去车里，打开音响，放进《在地安门》。我摩挲着崭新的方向盘，踩下柔软空虚的油门踏板。周遭突然瓦解，雨刷器慌乱不安，远光凄惨，一只蚊子消失在风挡玻璃上的壁虎里。我发现有一种理想让我沮丧和羞愧，它们太过游移，若即若离。“弟弟”溺死鳖池，我悍泪如雨。那之后多年，我每次看见“王八”就会想起艺术家，想起左小祖咒，就像看见左小祖咒会想起猪和驴子。

　　第一次拍左小祖咒是给杂志做“父亲节”的选题——他和他的大女儿一起。左小祖咒坐在我对面，看起来不端庄，也不悲伤。他操着沙哑低沉的嗓子讲他的故事，口音里透着苏北、两湖、甚至还有孜然和东北馇子味儿，语调跌宕，就像他在唱歌。我不知该如何称呼他——在诸如“老师”之类的敬称前，究竟该将“左小祖咒”拆成“左”、“左小”还是“左小祖”呢？近些年大家叫他“左老板”和“左叔”的时候，也有人叫我“周经理”和“隆叔”了，很悲壮！在一次活动的颁奖礼上，我又遇到左小祖咒。他穿着黑亮的皮氅走上台，握着我的手，把一块透明的印着我名字的如三线城市雕塑般的有机玻璃塞到我手里说，怎么是你？我笑笑，怎么老是你？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在明晃晃的舞台，像欧洲街头一对儿马上要接吻的情侣。无数双眼睛躲在台下的黑暗里盯着我们，宛如丛林深处蠢蠢欲动的狼群。

　　此刻我再次拍左小祖咒，在蔚县的街头。我恍惚站在二十年前的家乡准备前往北京。相机暗舱里装着冰冷的胶卷，连同湿漉漉的火车票，仍以“艺术”之名。县城四处弥漫着霸气外露的简体汉字，一统如秦。新华书店改作鞋城，只有鞋，没有书，两个店员玩手机，大厅空旷得荒芜。古街的商铺把喇叭们摆在门口歇斯底里，叫卖与歌声揉成一坨。我穿过街巷，走在切换频道的收音机里。一间发廊的音量高得令人发指，远在三个路口前就听得见，歌中唱道：“小三的爱只有我知道，小三的情我能感觉到，他的承诺早已不重要，只想拥有午夜的拥抱。”

　　下午的阳光让房间很暖和。左小祖咒躺在小旅馆的黄色床单上，倚着沁透包浆的床头睡着了。光线戳进房间，把他黝黑的脸照得惨白。窗外逆光中的古城袅袅炊烟，南安寺塔影影绰绰地站在地平线上，像小津的电影。晚风日昃，一架飞机从太阳中央划过，如一颗精子被缓慢地射进巨大的卵子。厚厚的飞机舷窗里，我俯瞰这片小城，消失于落日，什么都不曾发生。

　　左小祖咒的歌陪我晃荡了这么多年。我的相机“举起来，放下，放下来再举起来”，它帮我浪费掉很多不重要的时间。我经历了他歌词般的岁月。我依然先入为主地坚信他是艺术家，就像坚信他唱到的世界——不论它们是什么，怎样被歌唱，我都觉得合情合理——因为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高于生活，艺术高于艺术。

　　1998年，我在新街口买到“No乐队”的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封面“簪花仕女图”里有一条长着人脸的小狗，除此之外，我那时对左小祖咒一无所知。晚饭桌上，左小祖咒给我倒了杯酒，他聊起吕楠。1995年5月11日，包括左小祖咒在内的十名艺术家趴在京郊妙峰山的某个山头，由摄影师吕楠拍下了那张著名的没脸的合影。事后，吕楠将十张最好的底片分给参与表演的艺术家们，然后当着大伙的面毁掉余下的所有底片，自己未留片甲。左小祖咒盯着手里的杯子，呷了口酒，然后抿了一下嘴唇：“吕楠是个非常棒的摄影师”，他坚定地说。

　　王小波在《2015》的结尾写道：“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再过几天就是新年，2015年真的恶狠狠地来了，地球上很多物种都开始思考艺术——不光是作家。最近我常听《在奶子房》。它们很温柔，陪我继续思考艺术，“那感觉如何？那感觉如何？我已经听见了你的歌唱”，王老师一语成谶，我庆幸自己依旧不得其解。图文/周裕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