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紧抓“生命线”为铁军铸魂
袁国平(资料照片)
今年76岁的海军指挥学院教授袁振威一直在寻找父亲袁国平。
1939年5月，袁振威出生在皖南。8个月大的他被送回湖南老家，由奶奶抚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激战中身中4弹，重伤难行。他将向上级汇报的任务交付给战友后，悄悄将手枪对准头部，扣动了扳机，时年35岁。
当时，袁国平唯一的儿子袁振威还不满两周岁。一度，袁振威靠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乞讨度日。直到6岁，他才与母亲邱一涵重聚。
在周恩来、陈毅、粟裕等人的关怀下，袁振威慢慢长大，也从这些父亲的战友口中知道了很多故事，心目中父亲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1965年2月3日，陈毅向袁振威讲述了《新四军军歌》的诞生过程，“你父亲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欢迎会上，作曲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壮士歌》，陈毅用法文唱了一首《马赛曲》，会场的气氛热烈激昂。陈毅感慨地 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军歌”。
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大家兴奋之际，军长叶挺提出，应当写一首军歌，让全军战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副军长项英当即把任务交给了袁国平，说他是作词的行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袁国平曾作《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战斗力大大增强。
“一首高水平的军歌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袁国平在《抗敌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向全军征集军歌歌词。很快有人提交了初稿，政治部经讨论，选中其中一篇并广泛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歌词以后，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
新四军军歌确定后，以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当时正在皖南采访，她为战士们学唱军歌的热情所感染，盛赞《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将歌词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在抗日救亡的艰难岁月里，这首歌激励着新四军战士，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袁振威认为，父亲的重要贡献，是开拓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早在红军时期，我父亲袁国平就有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的论述，他紧抓‘生命线’，为铁军铸魂”。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毛泽东推荐袁国平担任政治部主任，对袁国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新四军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组而成，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但是，在3年游击战争中，斗争极其残酷，环境极其困苦，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部队的建设很难正常进行，政治工作亦如此。
特别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与红军时期情况大不相同。因此，袁国平从到新四军的第一天起，他就一心扑在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上。到达皖南以后，袁国平积极恢复健全党组织，以强调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组织并起草《新四军政治工作草案》，重视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培养锻炼。
周恩来曾对袁振威说：“你父亲是政治工作的专家，对我军建设的贡献很大，你要向他学习，不要迷失政治方向。”
袁振威还是青年学生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告诉他：“你父亲真的很不简单，在那种情况下都没有忘记把笔记本和7块大洋的党费交给战友，并要他们代他向组织上汇报。”
“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袁国平用生命完成了对革命誓言的终极注解。
如今，在南京雨花台西南望江矶上，三烈士墓一字排开，他们是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