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形式“升级” 披“研究机构”外衣蛊惑人

  　　近日，微信中疯传一段时长为两分钟的视频。视频中，一名男子不断将一个个塑料袋放入一台机器，经过熔解、拉丝、切割等工序，最终生产出一粒粒状似米粒的白色固体。视频配有文字称，这就是假大米的制作过程。

　　这段视频让不少人恐慌，难道生活中真有假大米?

　　然而，这只是一条传了很久的谣言。及至今天，有人“发明”出以视频的形式散布“假大米”谣言。

　　“假大米”视频谣言并非个案。《法制日报》记者发现，谣言传播形式已从文字、图片“发展”到了视频。

　　前不久，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发布了《谣言易感人群分析报告》及网络辟谣TOP10榜单。在这份榜单上，就有不少视频谣言。

　　在视频谣言频繁出现的同时，“专家”“研究机构”类谣言也大行其道。这些不断升级传谣形式的谣言，给辟谣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视频谣言增加辟谣难度

　　生成分析报告的腾讯较真平台主编王杨告诉记者，在梳理榜单过程中，这些视频谣言引起她的注意。

　　王杨发现，“移花接木”是视频谣言的常用方法。比如，视频谣言“一女子狂犬病发作，当街咬人”在榜单上“热度”排名第六位。王杨经过分析发现，谣言中的“女子咬人”视频出自一个介绍电影拍摄过程的短视频。

　　王杨说，另一个标题为“某男明星被警方抓走”的视频谣言，看起来与标题、文中的内容一致。但通过对视频内容的追踪，她发现，这个视频拍摄的背景是某男明星参加演出活动，现场观众太热情了，男明星由保安保护着离场。这个情况在谣言中被人说成是“明星被警方带走”。

　　“视频谣言增加了监控难度。”王杨告诉记者，以往，平台对于文字性的谣言可以用算法自动甄别，这种技术比较成熟。然而，在视频谣言中，视频内容、真假算法很难识别。很多视频不是假的，只是使用了“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等手法。

　　如何应对?王杨说，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谣言都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平台利用这个规律，一方面通过算法加人工审查监控;另外一方面，平台需要不断开发“人工智能”，让机器去学习一些关键词和词意分析，发现谣言。

　　北京市网信办网管处副处长徐磊说，他通过观察发现，近几年谣言传播途径紧跟技术发展。最早，文字谣言比较多、传播很广。随着辟谣工作的展开，文字谣言不足以迷惑大家，谣言又讲“有图有真相”，有了图片的谣言又提高了一个“段位”。后来，大家慢慢发现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从去年开始，随着短视频、直播形式的新媒体内容发展起来以后，谣言迅速“傍上”了短视频。这些谣言视频中部分经过了剪辑，还有一些视频中出现的所谓专家都是杜撰的。

　　徐磊认为，辟谣工作也要紧跟技术发展，需要思考如何提高网友对视频渠道和内容的媒介素养，提高网友自主防骗能力。联合辟谣平台也在帮助大家自主识别谣言的共同点，给大家提供一些工具。

　　“专家”声音迷惑性更强

　　除了视频谣言，榜单还反映出一个谣言新动向——以“研究机构”“专家”名义发声。

　　“加拿大某研究机构得出结论，蒲公英可以治癌”;

　　“某医院出现人感染sk5病毒死亡案例”;

　　“打疫苗破坏人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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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疫苗破坏人体免疫力’这个谣言传播也很广。妈妈帖都会传播很多，有很多家长都在纠结要不要给孩子打疫苗。”北京市科协信息中心主任张晓芸说，很多谣言将“获得性免疫”偷换成“破坏人体免疫力”。

　　张晓芸以多个谣言为例，分析伪装成科学的谣言常有“偷换概念”或“断章取义”的共同特点。“老鼠长出大量肿瘤”的谣言就是断章取义，实验往往环境单纯，把老鼠的某个部位长期浸泡在试剂里;“蒲公英治癌”也是断章取义，实验里有一点点结果出来就被无限扩大化。这一类谣言的迷惑性比较强，大家往往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对于此类披着“研究机构”“专家”外衣的谣言，辟谣是否会有难度?

　　“难点在于，在辟谣的过程中如何提升信任度。以前经常是某个机构单纯发声，专家讲的太多，现在看来效果不太好，网友也不太相信。”张晓芸说，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并没有那么复杂，科学工作者只要查一下文献就立刻知道有些网络信息是假的，从科学的角度辟谣并没有多难。

　　张晓芸告诉记者，第二个难点在于，谣言反复出现，很多谣言看似“新的研究结果”，其实是旧谣言“换个衣服”卷土重来。辟谣难度不在科学本身，而是谣言往往还涉及到某个行业、生产工艺、流程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辟谣相对有难度。

　　三类人群最易受影响

　　“每一次谣言出来都有大量的辟谣。”较真平台高级编辑李敏告诉记者，辟谣榜单总结了多个大型平台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的辟谣帖，结合7万人参与的网络调研得出辟谣TOP10和“谣言易感人群的分析报告”。

　　在“谣言易感人群的分析报告”中，王杨发现易受谣言影响的三大“高危”人群：女性、老年人、未成年人。

　　王杨说，女性通常心思更加柔软，也更加容易受到身边谣言的影响。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也易受谣言影响，他们的行为能力比较低，所以我们在辟谣工作当中也会非常重视对这两个人群的保护。

　　今年春节，李敏和团队专门针对老年人做了一个“关爱爸妈朋友圈”的活动，共有约220万网友参与。团队从中提炼出1000条谣言，最后推出了一个老年人群体常见的谣言TOP100。李敏告诉记者，以往辟谣，很多都是使用“打脸式”的语言和方式，“简单粗暴”让人不愿意接受，效果不太理想。破除谣言应该更加提倡“拥抱式”辟谣，让辟谣更有温度。

　　谣言治理机制需升级

　　接触辟谣工作后，李敏发现，有些谣言往往是某个行业的营销手段。她举例说，“蓝光致盲”文章中提到的“爱眼协会”专家称，蓝光伤害人的眼睛，三五年后眼睛失明会大面积爆发。这类信息多见于防蓝光膜、电脑防辐射防护眼镜等防护产品的宣传营销中。不断翻新并传播这则谣言的，是销售眼镜的微信公众号。

　　在互联网“眼球经济”“点击量生存”的发展模式之下，谣言治理机制是否也应更有针对性?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张爱国认为，互联网企业生存、竞争，靠点击量、眼球经济。越是吸引人的谣言，点击量越大，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对流量和访问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谣言的治理，网站有责任但又涉及到自身利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就需要职能部门重视辟谣，分析谣言。一些职能部门主要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的监督执法，对于谣言的重视还不够，认为是“习以为常”“家常便饭”。

　　“谣言长期存在下去会使网络生态和网友、社会心理、素养降低。”张爱国说，从实践中看，需要对谣言以及谣言发布者进一步分门别类，根据情形以及危害采取不同层次的监管。谣言制造者心态不同，有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吸引眼球的欲望，有的是开玩笑的心态，有些是商业营销目的，甚至恶意炒作。谣言的基础数据掌握在各大新媒体平台，职能部门需要进一步监督执法，同时指导网站落实处罚。

　　首都互联网协会自律发展部副主任张韧和多位专家都认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网络平台，都应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基于人群以及地域分布进行有针对性的辟谣。

　　张爱国也认为，谣言治理工作开展多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可能与以往技术方面存在难度有关。互联网企业应进一步开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及时发现网友的心理和传播谣言者的心态，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在充分保护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寻找对发布谣言当事人进行问责追究的支撑，进一步发挥作用。

　　发布谣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发布谣言的目的是什么?谣言文章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徐磊告诉记者，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待通过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的新媒体网站成员，进一步利用大数据分析。他说，“每一个网站平台只能溯源自己平台上的谣言首发者。对谣言溯源以及谣言发布者‘画像’,要在多家网站的协同之下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