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专家谈运河文化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

　　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聊城卫星会议上,专家学者就运河文化与世界遗产保护利用,进行了研讨。我们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张熙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运河文化学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

　　去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成为我国的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因此,今天提出探讨运河文化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与学科建设问题,我认为是适宜且必要的。

　　早在20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拍摄录制的33集人文景观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开头语即说:“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可以说长城文化带与运河文化带是中华大地上最为壮丽夺目的两大线型带状历史文化景观,长城文化与运河文化也是两部最重要的中华文化史杰作。季羡林先生这样说过:“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若依此学术视觉来审视运河文化,亦可借用季先生的话:运河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运河文化,这同样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我看来,运河文化所体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运河文化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论述运河文化学形成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探讨运河文化的基本内涵、结构和演变规律,揭示运河文化的稳定性、延续保存性、继承性以及传承更新性,强调复兴运河文化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使弘扬运河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以服务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等,也成为运河文化学构建和发展的最深厚的现实环境基础。可以说,历史上“一带一路”的形成与发展,与运河的开发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在当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运河文化也必将会发挥其巨大作用。而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更直接是运河开发的现实发展。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运河文化建设更是密不可分。

　　由此可以说,运河文化学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期待着学术研究者的耕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运河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一批重大研究成果所奠定的雄厚学术基础,编纂一部体系完备、内容详实的运河文化学,必定指日可期。

　　王征(济南社会科学院所长):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大运河成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利于保护与传承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实现运河遗产保护与沿岸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是“申遗”成功后亟待解决的要务。

　　我认为,运河是活着的遗产,具有传承性、更新性,又面临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诸多挑战。当前,运河已不仅仅具有航运的功能,早已被赋予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传承人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意义。

　　当代运河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运河遗产的范围界定不清,遗产赋存状况缺乏清晰的调查;发展程度不均,保护意识淡漠,保护理念缺乏科学性,破坏现象频发;运河遗产保护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存在一定矛盾,急需进行统筹协调;对运河遗产的价值认识存在分歧,遗产保护和利用缺乏有效依据;运河管理体制不顺、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机构。

　　在我看来,加强运河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途径应当包括:明确目标,抓好顶层设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门全新的“运河学”学科;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与运河调水、航道整治、文物保护、休闲游憩等工作结合起来等。

　　综上所述,运河的保护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纵向上需要在国家、省、市甚至更具体的行政单元形成合力,横向上,需要运河沿线城市之间,城市文化、水务、商业等各部门之间等等协抓共管,共同推进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提升,城市才有更大的财力去支持申遗资源的保护与再开发;也只有在保护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现代人才能创新创造出运河文化的新内涵。

　　井扬(运河文化研究学者、临清市财政局副局长):打造运河商都品牌　保护临清明清古城

　　城市形象是城市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城市综合文化实力的外在表现。近年来,临清市积极推介“运河名城、千年古县”这一品牌,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打造运河商都品牌、保护好临清明清古城,已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临清的知名度和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城市建设内涵,已成为各城市决策者的共识。如菏泽提出建设“花城·水邑·林海·商都”,济宁提出“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枣庄提出建设“江北水乡·运河古城”,淄博市周村区则提出了“东方商都、聊斋故里”的口号,等等。在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作成功的前提下,运河沿线城市品牌意识日益增强。

　　临清于运河申遗成功后及时注册了“运河商都”这一城市品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造“运河商都、明清古城”品牌,对于宣传和推介临清这座工商重镇、保护历史名城具有积极意义。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临清对重点古迹、文物的保护力度较大,相对忽略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要依据的历史街区的保护,致使街区内许多传统民居已改建为现代房屋,日渐失去原来的面貌。为此,我认为应该按照“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实施对中洲历史街区的保护。一方面,要维持并发扬使用功能,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街区内居民生活质量;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居民的支持,使街区得到真正的保护。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保存历史遗存的原物,保护历史信息的真实载体。凡是历史上存在的,能反映当时历史特色的遗存,都应仔细研究鉴别,予以保护,从而使历史的风貌可以延续。

　　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探寻一条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运河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它的内涵不尽相同。在文化演进过程中,新的文化现象不断出现,使得运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某些旧有的文化现象则逐渐消亡,不再为后代人所接受或认同。因此运河文化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学研究——面对现实之物、阐释与现实有关的文化现象,还应该是历史学的研究——反观往古,探寻历史时期文化的内容、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的历程。

　　在我看来,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运河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中国运河文化遗产有哪些特点。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一条叠加的文化线路;大运河文化遗产点分散,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很大;各遗产点的构成差异大,保护方法差别也大。

　　运河文化的生成,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地理环境,运河开挖以后,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向两岸扩展的自然地理区域;另一个是历史演进,早期运河大都是为运送军粮和军事物资而开挖。因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不同,存在状态不同,所以在保护运河文化遗产方面,也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定,目前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社会各界也有清楚的认识。但是,如何保护、利用运河文化遗产,特别是申遗成功后,怎样进一步对运河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清理、修整、保护、开发、利用,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看待运河文化遗产,进一步提高沿线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把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探寻出一条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黄泰康(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员会著名文化专家):“重申遗、轻保护”是一种短视行为

　　作为比巴拿马运河早2245年,比苏伊士运河早2346年,比“运河之王”土库曼运河早2443年的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文化深层价值,确实难以用简单的经济标准来衡量。因此在保护管理方面矛盾更为突出,解决起来更需要时间。

　　但就目前一些地区保护的案例而言,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并非不能两全,一些先行起来保护运河的地方已经从中受益,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已经在这里交融绵延、和谐相处。比如,山东聊城在1999年启动大运河聊城段整治工程,修复了20多公里运河河道,发掘出了船闸、古桥、码头等古代遗迹近30处,打造了以古运河旅游产业为代表的支柱产业;北京通州斥千万巨资,围绕运河整治、疏浚、恢复古道等向全球公开招标进行运河城市段的规划,把运河保护和人文奥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凸显了“一枝塔影认通州”的人文理念。

　　如今,随着运河申遗的工作不断开展,人们对于大运河的关注逐渐升温。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京杭高铁的开通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为京杭大运河这条活着的、流动的历史长河带来巨大的利好。

　　纵观古今,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时刻都在影响着大运河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和真实性、完整性。虽然申遗成功,但我们应该看到大运河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和投资开发重点的潜在风险,并努力防止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建设对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的二次毁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曾说过,“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有历史的记忆才会有凝聚力,而保持这种记忆的方法就是予以保护”。由于申遗的前期准备和投入,大运河已经得到了较完善的保护,但申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脚到保护上来。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的人类遗产,“重申遗、轻保护”是一种短视行为,申遗成功之后,不能把重点放在过度开发利用上,而是要在继承中发展运河,在保护中发展运河,更要在创新中发展运河,将大运河的文化价值与国家软实力结合起来,让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张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聊城在城市历史文化主题和城市精神方面仍需提炼和总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文化的回归,人们对于各种形式的历史文化旅游有了各色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更应重视聊城历史文化旅游价值的开发。

　　在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中,中国北方虽有平遥古城等代表性的文化名城出现,但往往只重视对于个体建筑、单体院落的保护,导致北方历史上文化名城、古镇远远低于中国南方的保护程度。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政府共批准了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其中中心城区12片共27平方公里,郊区32片共14平方公里。虽然城市体量不同,但以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进行连片成面的保护是极其有效的措施。

　　而以聊城为例,近几年对于光岳楼片进行了维修和整顿,在事实上形成了光岳楼—海源阁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对此,我建议在聊城市政府层面上对之进行命名,并申请一定的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继续支持。

　　对于仍然处于中型城市以及中型城市以下的县市而言,资金缺乏,执法困难,散落于乡镇乃至村落的文物受到损坏损毁乃至污染的不在少数,对于这些个体文物,除不可移动的楼堂庙宇以外,有相当部分的墓碑、神道碑被弃荒野,无人问津,与其如此,不如征集在一处,或放置入博物馆中,或放入主题历史上文化公园。

　　如东阿县张大人集的张本墓碑群很完整,与其荒于野,莫如聚于博物馆中,且张本“穷张”之谓,与今时今日之反腐倡廉文化颇有切合之处。

　　相对而言,聊城近些年对于城市历史文化主题已经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涵盖,以运河、湖水、水城的研究和宣传比较透彻,“江北水城”之口号也似深入人心。但在城市历史文化主题和城市精神方面仍需进行提炼和总结,以备进一步的发展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