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用先进思想为文艺筑脊铸魂

　　丹青难写是精神。正因为难，才需要创作者们矢志追求，锲而不舍，志在必得。 因为精神乃为思想之胼体，是文艺的脉冲与灵魂。所以，在文艺创作中一旦缺失了精神，便很难跻臻上乘、铸成精品佳作，当然就更无以惠及社会、赢得读者了。这是文艺的大忌。

　　一

　　任何内容和形式的文艺作品，其在本质上都是精神产品，而精神产品岂能缺失精神?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衰减或泯没思想与精神的作品时有所见。特别是在创作的丰收季，作品数量不断膨化，而作品中的思想与精神涵负却日见式微。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缺‘高峰’”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文艺创作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过分追求速度和数量，必然会导致内存的耗散与质量的下滑，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作品中呈露出思想容量衰减与内蕴精神失落。而文艺作品一旦出现精神缺失，那可就无异于丢了灵魂。这样的作品，无论其情节铺得多开，故事编得多圆，形象扮得多酷，话语讲得多甜，也终究难成正果。因为精神是思想性和价值观的载体，一旦失却，作品的意义便不复存在，读者从中所看到的便只能是生活的“渣”，而绝非为思想的“醇”。如果作家、艺术家们丢失了生活的内蕴魂魄，而只是仅仅拷贝了生活的外在状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既不能给受众输送美感，又不能使读者提升认知，其结果就只会像契诃夫所指出的那样，无非是充当了一个杂耍艺人的角色而已。米兰·昆德拉曾将小说分为三类，即：叙事的、描绘的、思索的。请注意，这个逻辑顺序很重要，它清楚地表明，叙事和描绘并不仅仅止于叙事和描绘本身，而是要为思索作铺垫、做敷设，并引发思索的广度与深度。这也就是说，只有作家从叙事和描绘中积淀了思想、升华了精神之后，才能找到思索的旨要和进入思索的过程，也才能进而作出是非辨析与价值评判。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获得精神资源，并逐渐成为明睿的思想者与崇高的理想者的。

　　事实上，举凡有成就、有建树的文艺家和堪入经典之列的文艺作品，就从来都是以提炼思想和升华精神为鹄的，其所讲述的故事，所描绘的场景，所铺陈的情节，所塑造的人物等，都只是作为思想之源与精神之酵而出现，绝非仅仅把原汁原液的生活晾出来便一了百了、万事大吉，而笃定的则是取“糟”为酿，撷“酵”为发，从中提炼和升华出涵负着真、善、美元素的先进思想与崇高精神，以求在审美的愉悦中给人以启迪和教益，使社会恃此而不断地走向文明与和谐。不错，列夫·托尔斯泰确曾说过“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的话，但读者却为什么从《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中读出了生活的哲理，领略了人性的崇高，认识了社会的法度，体悟了道义的力量呢?就因为作者在其娓娓道来的叙说中不露声色地为作品注入了思想的圣水，点燃了精神的爝火，提供了价值的绳墨，并以之而进行了人性化的裁量与道德性的评判。而也只有这，才是他和他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完全出人意料地让其主人公格里高尔在一个早晨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你以为作者是在玩吊诡、写童话吗?不!他是要通过这个奇异的举动来凸显一种思想，来宣示一种精神，即当人在巨大而扭曲的社会压力下不堪重负时所不能不作出的应激反应，其所涵寓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蕴不仅极其显豁，而且十分奇畸。尽管伦勃朗一生画了600余幅油画和素描，但仍始终坚持在每一幅画中都要融入丰饶的思想与伟岸的精神，并无不鲜明地体现着一种执着的审美取向与纯真的价值追求。而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几乎每一幅画的构图都无不怪样而荒诞，何也?唯因表意心切，思在笔先。其作品的价值也恰恰正在于这种思想的深度嵌入与底层融会。我们现在每年都要拍摄大量的电视剧，但真正能够在荧屏上播出的却仅占一半左右，然而，《平凡的世界》就怎能一炮打响、走红荧屏、引发如潮的热议与褒扬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部电视剧从平实、清淳、质朴、刚朗的叙事中表现出最具时代精神和生活质感的思想锋芒与道德圭臬。诚如作家路遥所说：“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他力求“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同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锐意向深度和广度追求”。显然，这不就是在追求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么?孙少平和孙少安兄弟之所以会成为具有精神风采和思想内蕴的典型形象，《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平凡的时代韵律和人格魅力，其原因就正在于此。思想内蕴与精神资质常常能够赋予作品以神奇的人格力量和巨大的艺术弹性，并能无限放大和延伸其审美效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身临《黄河大合唱》与《红梅赞》的演唱现场时，总能热血鼎沸、激情澎湃，无法平抑跌宕的心潮与飘拂的心旌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唯为思想燧石的灼燃与精神韶光的熠照所致。

　　确乎，文艺从来就不是对生活现象和人性表层的拓模与临摹，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从来就不是对生活范式和人性外延的依傍与拷贝，它和他们的任务，永远都应当是和必须是执著于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开掘与高度淬炼，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典型化的方式蒸馏和升华出生活之醇与人性之美，使之比生活本身更集中、更鲜明、更强烈、更纯粹，并将之以思想和精神的方式加以艺术化地表达。

　　二

　　显然，生活只是文艺的璞玉，它的原始状态的粗粝和质朴虽然极为可贵，但却并不等于就是文艺作品本身。它必须经过一个淬炼与提纯的过程，才能充分显示其所潜在的价值与意义，也才能以其固有的美质与魅力而感化人和提升人。这是什么呢?这便是文艺作品的思想蕴存与精神禀赋。任何文艺作品，不论写什么和怎样写，其终极价值与意义的体现和彰显都在于此。否则，它就只能是任性的涂鸦与字符的堆积，是失去灵魂与活力的艺术木乃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必须“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必须以美的形态和艺术的方式在表现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的同时，更要在穿越时空和推动时势的过程中深深地钤刻出新中国蓬勃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印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任务绝非是一般化地用文艺记录时代的变革与社会的发展，而是要以史诗和佳构凸现改革时代的旖旎风光与彰显进军途中的壮伟行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作品中漓淀出深邃的思想，砥砺出精神的粹质，焕发出价值的光彩。一如《诗经》、《离骚》、《史记》那样，在反映生活、表现时代的同时却也为中华民族构建了思想的宝库，矗立了精神的丰碑，擎起了进取的旗帜;又如鲁迅那样，不仅以自己的作品抟铸了民族的魂魄，用自己的人格淬冶了时代的精神，拿自己的韧性战斗擂响了前进的鼙鼓!人们常常用鲁、郭、茅，巴、老、曹来序列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队伍，而举凡大师者，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作品生动、深刻、美奂，具有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能够以艺术的方式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充盈着魅力与定力的审美世界。其实，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后，更有相当一批作家、艺术家秉持传统，继往开来，以自己个性化的独特的创作实践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创造性地续写了新文艺的豪迈与辉煌，一如赵树理、贺敬之、孙犁、柳青、欧阳山、周立波、草明、徐悲鸿、梅兰芳、吴祖光、罗工柳、常香玉，再如吴冠中、杜鹏程、郭小川、罗中立、秦怡、马烽、谢晋、陈忠实、路遥等。不论他们每个人所擅长、所践行的是何种文艺方式，其共同的特点则都是沉潜生活底层，心系人民大众，激扬时代精神，秉持百姓情怀，恪守现实主义，营造刚健风格。正是他们的坚守和创新，才为新时期文艺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造就了不负时代厚望的新崛起与新辉煌。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勃兴，文艺界局部出现了这样的偏向：一些创作者渐渐疏离了于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渐渐淡化了对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恪守与创新，并过度地因袭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文艺方法;由对文艺的精神守望转换为感官刺激和娱乐至上;由对文艺的道义追求而蜕变为对金钱与物质的盘算和觊取，遂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文艺作品的思想淡化与精神矮化。现在我们的有些文艺创作不就是仅仅在码字，在画符，在炫姿，在诩技么!其所缺失和匮乏的，恰恰就是思想、精神与灵魂。

　　三

　　在市场经济下，在商品社会中，消费需求和物质的主导趋向越来越凸显。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思想的灌注与精神的导航。这是由人的本性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这也是人与其他一切生物的最本质区别。正因为人有思想、有精神、有价值观和道义感，并需要以之不断地加以充实与滋养，所以人才会成其为人，人和人类社会也才会不断地出现新创造与新发展。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而文艺所要提供给人民大众的，就正是能够助其将仰望星空的意向、能力与愿景加以充分兑取和圆满实现。这是什么呢?这便是正确而先进的思想与崇高而纯粹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缔造文明和创造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非常重要的就是实现思想和精神的复兴，而在这个过程中，文艺自当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与担当。因为文艺的使命就是以艺术的方式通过对“美”与“善”的创造和审视而不断地丰富人的思想和提升人的精神，并通过“人”而营造社会文明，促进经济发展。故此，以文养心和文以载道，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恒久持守的艺术法则。而要载道，就必须有思想;要养心，就必须有精神。因为精神和思想从来就是观念的酵体与意识的文本，是臧否尺度与价值取向，是裁量标准与理想追求，尤其是对是非观、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的涵寓和体现。正因为如此，才确立了思想与精神在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中的关键地位，也才使之赋予了灵魂的价值与文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