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和重构新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双方矛盾突出，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十三五”作为转型的重要窗口期，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经济增速放缓，何时能够探底？经济运行面临哪些挑战？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瓶颈在哪？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做出了解答。
一、经济增速放缓，何时能够探底？
我认为要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投资要逐步探底。现在的投资已经跌破两位数了，今年1-5月增长9.6%，这是2000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两位数。如果房地产投资再回落的话，投资可能还有放缓压力。现在要观察投资什么时候能够探底，这对经济能不能触底至关重要。
第二，去除过剩产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工业品出厂价已经持续51个月负增长，尽管降幅在收窄，环比在转正，但还是负增长。这种态势要得到根本扭转，取决于过剩产能能不能有效出清。这也是经济能不能探底重要条件。
第三，新动力抵消旧动力衰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不能抵消传统动力的衰竭？房地产、汽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大，但相比较以往，扩张速度放慢了。现在服务业的扩张在加快，特别是一些新型服务部门扩张加快。比如，去年我国电影票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制造业领域，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成长也非常快，去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增长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42%。新业态方面，电商、网购成长性也非常强。这些新的力量应该更加快速的成长，来抵消部分旧动力的衰减。
基本判断是，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对于触底问题，各方面判断不一，有的认为要到明年。从综合条件来看，如果改革到位，还是有条件实现触底的。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要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现在不具备强劲回升的条件，但经济的基本走势是一个“L”形。“L”形也有各种变化，标准的L形是一个直角，是大于90度还是小于90度，这个也取决于经济走势和采取的宏观政策。
二、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比较突出的是杠杆率攀升。2015年底全社会杠杆率已超过240%，杠杆率水平短期内还很难降下来，今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增长13%左右，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速，杠杆率短期还难以出现往下走的态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金融类企业债务率尤为高，2015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达到170%，明显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而且近五年攀升速度很快，出现违约的风险在增大，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为什么高？很重要原因是股权融资比重太低，近两年还有下降，主要都是债务融资，导致债务率不断攀升。
第二，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风险。前一个时期，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场外配资等因素影响，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提升约30%，房地产销售价格涨幅明显扩大。房地产的泡沫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攀升，又逐步传递到部分二线城市，南京、苏州、合肥等地价格攀升，居民在排队抢房子。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又不一样，库存规模仍然很大，去库存进展缓慢。金融领域流动性很大，但实体经济收益率低，资金并没有向实体经济转移，而是在内部循环，搞各种理财产品、衍生品，金融资产也在积累泡沫，增加了发生风险的概率。
第三，结构性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随着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原先通过调岗、轮班等方式安置人员的隐性失业问题将逐步显性化。外需订单减少、机器换人、部分企业向境外迁移，也将进一步增大低技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就业难度。去年广东大概有5万台机器人上线，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次品率还大幅下降。出现这种情形的原生动力，是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贵。企业觉得机器替代人的效果比预期要好。这样，下岗员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自身技能缺失和择业的困难，带来结构性失业压力。
第四，南北经济分化明显加剧。过去区域发展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从近两年情况看，南北经济分化似乎也在趋于明显。北方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回落和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冲击，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北方主要是资源性经济，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而南方主要是外向型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迅速收缩，倒逼南方较早启动转型。去年全国增速最快的前10位省市，除了天津以外都在南方，而排在倒数5位的都在北方。这种南北分化也体现了市场化差异。以广东和辽宁为例，今年一季度辽宁主要经济指标都是负的，而广东的指标则比较良性。
从全国态势看，我们需要推动新一轮新的转型。过去30年多的第一轮转型主要是体制变革，新二轮转型重要的标志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主旋律是要提升产业链和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已走到极限，必须要转向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十三五”时期是转型的重要窗口期，我们不能再迟疑和等待，当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转型压力最大的时候，恰恰是一次机遇，不要轻易浪费经济下行带来的转型机遇。
三、供给侧改革和重构新平衡
新一轮转型的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来重构新平衡。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最迫切的主要是三件事：
一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祛除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二是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要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再配置，满足已经变化的市场需求。三是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推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使生产要素能够重新流动起来，实现优化再配置。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和日本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投资和国际贸易并不活跃，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低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金融危机至今已经8年，世界经济未从根本上摆脱低增长困境。从一些指标来看，出现了一些两难困境。
第一，低增长与高负债。世界经济一直处在低增长环境，但各国负债率大幅攀升，大量投放货币应该刺激经济复苏，但并未转入持续复苏的轨道。
第二，宽货币和低通胀。大量增发货币，理论上应该推动通胀，但现在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却是通缩压力。
第三，全球贸易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过去四年都是如此，这也是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贸易增长都是GDP增长的两倍甚至还多，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贸易增速大幅放缓和收缩，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价值链配置变化，还是由于去全球化？需要给出明确回答。
第四，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回落。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去年的劳动生产率是负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工资水平很难提升，因此出现了中产阶级规模收缩，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上述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度依赖量宽政策，而不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的冲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供给侧改革会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比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会带来相应的收缩效应，需要需求管理去对冲。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去对冲供给侧改革的收缩效应，可以为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
供给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比如，补短板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城市地下管廊、停车场、充电桩等，都会扩大投资需求。去库存中，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住户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存量房，可以消化库存，还会带来需求扩张。供给侧改革的很多内容，是与需求关联的，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
今年，我们正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五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几件事都是互相关联的，比如，不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杠杆率也降不下来。如何有效地推进这五个领域的改革任务，对重构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