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中国动力
安塔利亚，土耳其东地中海之滨的这座美丽城市，曾见证漫长历史进程中众多文明的精彩交汇。而今，一场事关世界经济巨轮航向的畅言商论将在这里展开。
如何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落实各国承诺等议题上达成新共识，如何让二十国集团机制建设取得突破，如何为建设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找到新的政治动力，如何促成世界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上跳动着一个又一个问号。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前往安塔利亚，出席将于15日至16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这是中国同二十国集团各成员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大多边外交行动。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新兴的力量昭示新的希望。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举世瞩目的“十三五”规划，不仅勾勒出未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也为世界经济复苏聚积强劲推动力。
中国领导人带着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世界发展的担当来到安塔利亚，将力促二十国集团对外传递以“信心”“转型”“开放”“责任”为关键词的重要信号，为峰会迈向“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总体目标而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一)
“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这是印度前总理辛格之叹。2008年11月，辛格来到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次峰会)。
然而，发展中大国来到这个“主桌”并非源自发达国家的慷慨大度，一场爆发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一年，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开始在世界范围掀起惊涛骇浪，形成“自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危机”。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七国集团以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遇严重困境，代表性和行动能力的双重不足清晰显现。
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言，解决问题的不可能是那些导致问题的思维模式。在应对空前危机的关键时刻，世界需要新对策、新思维。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的二十国集团脱颖而出，财长、央行行长对话平台升级为领导人层面的全球治理平台。
二十国集团这样一种架构，在关键时刻承担重任，究其根本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在全球危机的这一关口动用二十国集团，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旧的秩序已经过时了。”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从主要关注金融领域向贸易、发展等其他重要领域扩展，二十国集团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眼下，二十国集团正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
(二)
2009年4月2日，国际金融危机阴霾狂聚之际，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伦敦举行。会议新闻中心挂着3个时钟，分别显示着“北京时间”“伦敦时间”和“华盛顿时间”。“中国在峰会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的话意味深长。
从美国华盛顿首届峰会开始，中国领导人出席了二十国集团迄今举行的历次领导人峰会。在这个平台上，中方支持国际金融机构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力度支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增加代表权和话语权，竭力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强化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在一些争议不决的问题上，中国提交的案文，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起到了化解分歧、促成共识的效果。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共同破解发展难题，减少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贸易发展、就业和民生改善”“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向可持续增长转变”“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近两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的发展理念抓住了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在完善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提交的《中国增长战略》包含134项政策承诺，根据国际组织测算，已经成为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的最大贡献者。
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然而，解决“治理赤字”问题依旧是增强世界经济抵抗力、实现健康复苏的一大难题。在种种挑战面前，为自身梦想奋力前行的中国正在同各方一道，努力把二十国集团机制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进而为世界经济谋增长、为各国人民谋福祉、为全球经济治理谋动力。
(三)
经济同样也是政治，正是它构筑了“形势的潜力”。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曾撰文阐述这样一个道理。
回首21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多年，二十国集团逐步发展为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蕴含着关于全球治理创新的启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以汇率计算，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而非西方世界在同期则从16.4%提升至38.1%。这组数据揭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之势。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300年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事件，而头等重要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事实上，早在新世纪头几年，部分发达国家组建的封闭俱乐部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局限性就已有所显现。2003年起，八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创造了一种“会外会”——八国集团领导人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说明国际格局中南北关系因力量的迁移而逐渐发生着变化。这种对话举行了数次，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的决策内涵。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才终于明白何谓“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挡风”。
当然，涉及国际秩序的突破远非朝夕之功。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问题，本是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的一大令人振奋的成果——出于应对危机的需要，华盛顿甚至出面做欧洲工作，劝欧洲接受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份额，以提升后者话语权。然而，相应调整方案至今还未付诸实施，症结在于美国国会迟迟未予批准。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对于长期拥有的国际事务主导权“恋恋不舍”，再加上一些国家国内政治体制弊端导致的决策失灵，给当前全球治理体制转型造成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