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东海之滨,鹭岛厦门。这里千年浪涌,潮涨风起。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出港,历史的坐标就将其定位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个曾经偏僻的海防小城,在40年改革开放中破浪前行,昭示出中国城市蝶变的密码。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就在一年前,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他回首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盛赞这座城市的“高素质、高颜值”,“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门变成了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当鹭岛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满怀深情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厦门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习近平同志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热土,与广大经济特区建设者并肩奋斗,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生动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凝结其中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至今仍指引着这座城市破浪前行的航程。
勇于先行先试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
——1987年6月8日,习近平在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渡码头,迎海风极目远眺。他踱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米高的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吊多少货。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3.5万个标箱,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局的窘境,也是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企的难题。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一位老港务人回忆当时一次会议的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此番到厦门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1986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习近平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机构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牵扯许多利益,难度与阻力巨大。”厦门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林朝晖说。
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以什么为目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机构改革是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搞好对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工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大,直接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
1987年,厦门工业系统的8个专业局全部砍掉,在全国率先实行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这一刀下去,很多人哇哇叫,但就是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上路,融入市场经济。”市体改委同志回忆道。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有利条件;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中心……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活力。
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之路
“厦门,寓意‘大厦之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外开放之门,衷心希望把这个对外开放之门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6年6月,习近平在厦门发表的题为《发展横向联系,加快特区建设》的讲话
2015年9月23日,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厂。国家主席习近平登上一架即将交付给厦航的波音-787飞机,深情回忆起参与厦航组建的往事。
“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的常务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它的初创阶段。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
作为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航空公司,厦航的诞生,是我国民用航空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对厦门而言,它为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为了厦航,习近平同志倾注心血。当时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习近平同志经常跑北京,寻求中央、空军和民航局的支持、支援。”厦航原副总经理宋成仁说,这些往事,老厦航人耳熟能详。
经习近平不懈努力,厦航得到了民航部门的支持,由金融机构担保,向美国波音公司租借了两架波音-737飞机用于运营。如今的厦航,已拥有200架飞机,运营航线350多条,成为中国民航唯一连续保持31年盈利的航空公司。
当时,厦门机场太小,扩建刻不容缓,但没钱建设。习近平担任“厦门机场扩建工程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组长,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到了科威特政府1800万美元的贷款,解了机场扩建的燃眉之急。
1986年,习近平为厦门航空梦奔波的同时,也为另一件事频频向北京专家求教,那就是探索建设自由港。
习近平到厦门工作,正是国务院刚刚批复厦门可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后的关键时期。当时,自由港在全国都是个新事物,几乎没人搞得懂。习近平决定先从学习研究入手。他向市委和市政府建议,组织抽调有关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精干人员,率先开始了对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研究。
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的郑金沐回忆,“习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们上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著名学者,虚心求教各种问题,邀请该院经济研究所与厦门合作研究。他勤学好问爱钻研,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习近平带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组织全国第一个关于“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国际研讨会,为厦门积累相关的国际资料和数据。
改革开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厦门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而是立足自身条件,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具体构想,明确采取渐进式、经“三步走”,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第一步在象屿建保税区;第二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这是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开创性。”林朝晖说,厦门成为这套构想最直接的受益者。此后,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须及时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闭塞已久的岛城,如何拥有“千里眼”?习近平将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列为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厦门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建成。
厦门经济特区刚扩大到全岛,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中央只给了5000万元,财政捉襟见肘。沈丹说,“习近平同志分管财政,为解决‘钱袋子’问题,他采取了多项举措,许多都具有开创性”。在习近平推动下,厦门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
习近平将厦门视为中国的窗口,一个对外开放之门。他带着厦门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硬是凭一股闯劲,趟出了一条双向辐射的开放发展之路。如今的厦门,已经成为我国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国际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