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美军的另一面：强奸法国妇女更胜纳粹
1944年，美国《生活》杂志刊登的美国士兵亲吻法国女子的照片。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华网 作者：基思·洛 原题为：士兵在二战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2日文章]1945年8月，《生活》杂志刊登的一张照片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一个瞬间。艾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拍摄的一位水兵在纽约时报广场亲吻一名护士的照片引起美国人的兴趣，因为这张照片代表二战的结局就像童话故事般美丽。就像珀修斯与安德洛墨达、圣乔治与公主、超人与路易丝·莱恩———美国战胜了怪物，赢得全世界的感谢，这一吻就是奖励。
从这一天开始，无数关于二战的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都让这一童话故事延续。在美国，二战仍被称作“正义之战”，参加二战的男人都是“最伟大的一代”。盟军被描述成像《兄弟连》一样，无所畏惧地直捅敌人的老巢，并活着给后人讲述这一神话。相反，轴心国则与他们所犯的暴行分不开：南京大屠杀、缅甸死亡铁路和犹太人大屠杀。而其他人都是可怜的受害者：被侵犯的犹太人、被拯救的战俘和充满感激之情的法国抵抗运动者。
严肃的历史学家向来对这些神话表示怀疑。多年来，许多人试图给我们传统二战的讲述模式引进新鲜角度，但这些新角度总是集中在具体细节或事件上———比如对盟军轰炸行动的道德批判或我军战俘受到善待。
性侵案比比皆是
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质疑盟军打倒纳粹政权的核心目的，但现在似乎有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直面这场“正义战争”中黑白分明的方方面面。就拿那张时报广场的亲吻照片为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玛丽·路易丝·罗伯茨在她的新书《士兵做了什么：法国二战时的性与美国大兵》中对这张照片作了不那么光彩的解释。这一吻不是主动献上的，而是水兵强吻的，他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如果从美军在欧洲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张照片变得令人有些反感。
罗伯茨指出，几乎在《生活》杂志刊登这张照片的前一年，该杂志也刊登过一张美国大兵亲吻法国妇女的照片，为的是宣传战争的好处。但罗伯茨说，许多美国士兵根本不勇敢，他们首要目标就是活下去和性爱。用现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美军对法国女人的态度是：“我们解放了你，你不欠我们点什么吗?”
罗伯茨说，带着这样的态度，随着诺曼底登陆而来的是“真正男性欲望的海啸”，让当地人民大吃一惊。她从诺曼底档案中找到许多美国士兵性侵和公然猥亵的案例。比如在勒阿弗尔，当地人出门时几乎肯定能撞见美国士兵与妓女在公共场合交欢。许多法国人声称，美国人的行为比德国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人写道：“他们袭击、抢夺，把街道和我们的房子弄得团团乱。”
但罗伯茨的书也有问题。她没有探寻战场上的暴力体验和对性的贪婪之间的心理联系。她也没有给出这些事件的规模，也许只有少量士兵是这样的，但其比例不得而知。罗伯茨没有详述这些方面本身就透露了一点———她只想触碰禁区，留待其他人为着迷于性爱的美国大兵来辩护。
为金钱临阵脱逃
这不是我们习惯看到的关于二战老兵的描述。另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也在质疑盟军的英雄形象。记者查尔斯·格拉斯的《逃军者：二战最后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了1939年至1945年间，15万英美士兵放弃军职的事。这些故事以前从未被提起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人觉得很羞愧，另一方面是我们想让这些英雄永垂不朽。然而，通
过讲述这样的故事，格拉斯打破了将近70年无人触碰的禁忌。
格拉斯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许多士兵在血腥战斗的压力下失去人性的过程。格拉斯描述的战争与我们习惯在《兄弟连》中看到的状态相去甚远，因为许多士兵在不同的部队间调动，从未能与同伴建立任何深厚的友谊。约翰·韦恩在电影《硫黄岛浴血战》(1949年)里刻画的指挥官像父亲一样的形象也被无情地颠覆了。的确有许多军官自己也身负重伤，无暇顾及寻求指导的普通士兵。虽然英勇事迹在这本书里也比比皆是，但这种英雄主义标准是多数士兵无法做到的。
虽然他十分同情这些士兵，但格拉斯也认为，这些士兵在战场下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他在书中说，一些逃军者不是被炮弹吓退的，而是看到赚钱的机会，通常和暴力犯罪团伙搅和在一起。他们性放纵，在黑市牟取暴利，甚至从事暴力犯罪。
残暴不逊日本兵
如果说罗伯茨和格拉斯质疑了英雄的形象，那么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东亚历史的阿伦·威廉·穆尔的新书则颠覆了怪物的形象。穆尔在《书写战争：士兵记录下的日本帝国》一书中，通过200多名日本、中国和美国士兵的日记审视了当时的亚太地区战场。
据他描述，日本士兵远非许多西方人仍然坚信的是“被洗脑的机器人”，日本士兵展现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度与中国和美国士兵完全一样。他们能够在目睹暴行时表达不满和怀疑。1937年，一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后抵达南京时惊恐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日本兵干的吗?”
同样，只有日本人残暴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穆尔描述，许多美国士兵与日本人的残暴程度完全一样，包括将囚犯乱刀砍死，斩首，把油炸过的日本人的耳朵或手指作为战争纪念品。穆尔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与其东亚的对手没什么区别。”日本士兵拒绝投降的传奇其实主要是怕被美国人虐待，而非什么特殊的狂热。
也许最让人不安的是穆尔对士兵写日记的分析。他说，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级的严密监视。因此，他们平时表现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写日记成为这些士兵说服自己听从国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许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们现在能更加舒服地表达质疑，而过去我们深深地陷入对冷战或反恐战争非黑即白的论断中。也许我们武装部队今天的所作所为(比如阿布格里卜监狱丑闻)也让我们不禁怀疑他们过去表现得如何。
不论最近历史学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么，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调不会轻易消散。这些故事得以持续的原因是，我们会对自己感到好受，对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对培养我们的国家感到好受。这些故事让我们同过去产生情感联系。时报广场上的这一吻比任何知识分子追求的细节真相更能满足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