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中国通”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这样说：“中国改革带来的结果令人惊叹……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直到本书成熟之际这一几乎没有间断的空前高速增长期还在继续。如此宏大的努力，首先取决于负责推行改革的官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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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核心领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央下放职权、松动体制、向外开放的大思路下，地方的各级官员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中央政策，招商引资、拉来项目，同时要设计发展规划、考虑社会民生。
政策需要设计者，同样需要执行者。在中国庞大的科层式结构中，干部、官员尤其是基层的党员干部，在政策的执行中作用尤其重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事情同样如此。经济下行压力大、改革任务重，现在需要的，更是要付出“宏大努力”的改革官员。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在以往的政商灰色链条被切断、官员考核机制变化、同时官员身上“紧箍咒”越来越多的同时，一些官员“不愿干”“不想干”“不敢干”，也“不会干”了。
确实，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党员干部的“再造”“锤炼”力度是非常大的。反腐和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代表的作风建设，让官员不能再“习以为常”地进行随意操作、游走于灰色地带；领导干部插手司法被追责、生态环保不力要问责、主体责任履行不力要问责，这些改革方案则让官员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有了“敬畏”，明白原来这些也是自己必须重视的范围；中央巡视制度、党员干部处分条例、派驻机构制度改革等，则把纪检的笼子扎得更密、让政策法规的空子变得更小。
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官员要“转变”。这个转变，首先是发展思路上的转变：GDP不再是唯一的指标，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目标；“政绩”不是压倒一切的逻辑，能干成事、同时还能干干净净干事，才是衡量干部的标准。
这无疑是非常高的标准，但却也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不敢干”“不愿干”的心态，其实只是“不会干”的借口，是不会主动适应新常态、转变发展思路、同时按照法治和现代的治理方式去干事的表现。
比如，地方如何转变依靠土地财政出让、盲目上项目看规模的经济发展思路？企业发展缺钱，如何以PPP的模式开展融资、甚至是直接在资本市场融资？普通民众反感的办证难、审批流程长，到底哪些该减、哪些该删？究竟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就业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自贸区等国家战略下，到底该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区位和行业优势，发展对外经济？
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官员在深化改革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官员不能适应，就一定会成为改革不需要的“庸官”，成为大浪淘沙的对象。因此，官员能不能转变思路、跟上节奏，就会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同时，也要设计合理的激励和保障机制，让官员能放下后顾之忧，真正让有能力者有体面的收入和畅通的晋升渠道，从而给改革以更多的正向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