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写给一名19岁的烈士
叶永宁烈士墓。
躲过了连续飞来的三发炮弹——第四发，他未能躲过。
那是一枚大当量的炮弹，炸起的土石，几乎埋了他整个身子。一块弹片，穿过了他的头部。
那是1981年5月16日黄昏，他的“记者梦”刚刚开启，便凋谢在了如血残阳中。
半个月前，我与他在前线的一个写作培训班相识。确切地说，他是那个班上的旁听生。培训班在紧贴着边境线的一座战备仓库举办，他所在的那个营就在仓库的隔壁。
那是我经历中最具战斗气息的一次写作培训。每个人不仅带了枪支，还带了90发子弹。每天，我们就蹲在背包上听边防师的新闻干事刘标谦讲写作，身旁就放着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子弹。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带个马扎，悄无声息地坐在班上的最后一排。
我们的部队是传出了“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战地诗的广西边防部队，这首著名的战地诗曾经与“振兴中华”一样，感动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的我们，正值喜欢梦想的年纪，师里的干事几句励志的动员，就把我们鼓舞得恨不得马上就成为鲁迅、巴金似的，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问到他的愿望时已是最后，他怯怯地说了一句“想当记者”，并且是“既能文字又能摄影那种”。入伍之前，他在家乡的工艺美术厂做工，有些美术底子。
战事突然来临，原本10天的培训班只办了6天。我在匆忙之中与他告别，搭上了一辆返回我所在炮兵阵地的兵车，而他也紧接着随部队开赴了阵地前沿——他所在的那个步兵营，承担主攻任务。
战斗异常惨烈。几天后，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最初，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还未满20岁，他的记者梦尚在孕育之中啊。又过几天，当广州军区《战士报》刊登出他的两幅剪纸作品，敲碎了我最后的一丝幻想——他的名字外面框了粗粗的黑线。
那两幅剪纸成了他的绝唱。那是战友们从他生前的画夹中找出来的。在这之前，他还没有任何作品见诸任何报刊。他的画夹之中，还有一幅没有画完的战地速写和一篇刚刚开了头的文字报道。
2011年中秋，我在边防的最后一名仍在服役的战友——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晓卓与我一起来到烈士长眠的地方，他静静躺在那处陵园的第三排第十一号 ，他的身旁是与他一样年轻的战友，远处依然是与我30年前离开前线时几乎一模一样的群山。我的这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战友们，在这边陲的群山之中，组成了与生前一样威武的军阵。
洒下一杯酒，我在他的墓前一页一页点燃了我随身带来的我的作品。虽然，那些文章署着我的名字，而在我看来，那又何尝不是在完成他的梦想和他的遗愿?
他叫叶永宁，广东南雄人。长我两岁，牺牲的时候，19岁。
又一个记者节来临，我含泪写下这段文字，也算是对他的怀念。(2015年11月7日夜)
19岁的叶永宁静静地长眠于烈士陵园。
广州军区《战士报》刊登出的叶永宁烈士生前的两幅剪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