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谈被央视封杀:以前老唱主题曲烦死
他大学念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法国文学专业，如今却以音乐人的身份而广为人知；他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了20多年西方音乐史，演唱创作的歌曲却能被中国普通老百姓传唱；他见证了中国流行音乐从无到有、从鼎盛到衰微的风风雨雨，但无论哪个阶段都没离开音乐。在中国内地的音乐圈，刘欢的存在仿佛一个“悖论”，至今尚无另外一位歌手能够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做到如此得游刃有余。
他远离着娱乐圈的浮华，却为了音乐而投身电视真人秀。从2012年的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到两季《中国好歌曲》，刘欢熬过了最初的各种不适应，已经以开放、放松的心态在电视节目中亮相了。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刘欢，活得越来越肆意潇洒。
记者：艺术工作者难免会经历创作瓶颈，你本人有没有过很苦闷、不知往哪儿去的阶段？那个时候是怎么熬过去的？
刘欢：我还好。快30年了，我一直在大学教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音乐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压力。我没有紧迫感，想做就做，想唱才唱。年轻的时候，不好意思跟人说NO，人家拿什么歌给你都得唱。但找我写歌还是可以推掉的，我认怂啊，我说我写不出来，别人拿你没辙。可唱歌你说你不行人家不信(笑)。
说来话有点儿长：30岁以后，特别是经历过央视的3年“封杀”后，我发现我完全可以不活在人们的注视下，于是，我开始跟人说NO了，特别是唱电视剧主题歌和上晚会这两件事。你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打开电视，电视剧主题歌几乎全是我唱的，烦死我了。刚开始说NO就是得罪人哪，特别是人家举着歌找上门来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你不唱他可不就瞎了吗？我是最怕人说歌是专门为我写的，一遇到这样的我准躲！怎么办，跟人讲好话呗，主动跟他们推荐其他人选。就这么生扛了一两年后，卓见成效：圈里开始传我不接唱别人的歌了，渐渐也就没什么人找了。我乐得一个清净，基本可以只唱自己想唱的歌。创作方面就更自由了，想写才写，挑自己可以尝试不同类型音乐的影视剧接。加上对个人专辑一直不太热衷，就更没有什么任务感和紧迫感。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几乎没为音乐创作痛苦过。哪怕年轻时自学乐器和乐理，因为热爱，也不觉得枯燥和难熬。
记者：这几年你参与了《中国好声音》和《中国好歌曲》，对于真人秀节目中常用的讲故事、导演预设剧情等套路，你曾在各种场合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一季以来，感觉你在节目中很放松，和其他导师的互动也更自如了，是已经渐渐适应了真人秀吗？这两年邀请你参加的真人秀节目多吗？你现在对于参加节目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刘欢：肯定是越来越适应，有时也不得不做些底线内的妥协。比如根据收视规律调整节目，打乱甚至颠倒录播顺序，从而使我的选歌逻辑甚至“人品”遭致“曲解”等等(笑)。这两年不断有真人秀节目的邀约，都是音乐类的。我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节目的价值观要和我的相符，对真人秀的理解要一致：我认为真人秀的核心是“真”，而非“秀”。
记者：《中国好歌曲》中，杨坤弟弟杨宇瞒着哥哥来参赛，你在节目中透露自己的弟弟刘啸也很喜欢音乐，但始终处在你的阴影之下。如果他参加瞒着你参加音乐真人秀，你会支持吗？你们讨论过相关话题吗？最近你女儿的照片也被曝光，对于她的未来，你会帮她规划吗？
刘欢：其实人格都是独立的，按理说即便是兄长也无权干涉。但如果他想来我参与制作的节目里比赛我肯定不乐意，如果不能说服他我只好自己选择退出。因为不论你主观上是否对他有利，但可能大多数人会质疑比赛的公正性，从而在客观上对节目不利。我们虽然没有讨论过相关话题，但从感觉上来说我认为他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女儿的照片曝光这个事很头疼，也不知道是谁隔三差五来那么一下，这有意思吗？不好玩嘛。弄得女儿和我们不胜其扰不说，还骚扰读者。可怎么办呢？至于我女儿的未来当然由她自己规划。再说我们想帮她，她也得听啊。我们只能帮她创造和提供一些条件吧，未来的路还得她自己走。
记者：如今是否更享受生活了？还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情吗？
刘欢：肯定是更享受生活了。没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情了——前些年还有，现在已经不给自己压力了。健康第一，开心就好。
可以说，没有刘欢，就没有当下《中国好歌曲》的大热。正是在他的建议和参与策划下，这档前所未有的、以推出原创歌曲为目的的综艺节目才会从无到有，并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了第二季。这两年来，他为了《中国好歌曲》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并且乐此不疲，在他看来，这至少是实实在在在为流行乐坛做点事情。
“好歌曲”太小众？音乐人要做一般人做不到的
《中国好歌曲》的成功吸引了不少原先闷头做音乐的地下音乐人以及早已成名的音乐人来到这个舞台，这一现象引起过“很多歌曲是不是太小众、太个人”的争议。
在刘欢看来，小众和大众之分仅仅是商业概念，为大众而传唱，并不是音乐的目的，至少不是唯一目的。
记者：《中国好歌曲》 的几张原创大碟出炉了，这一年间学员们也各自有所发展，如今第二季也快结束了，回看当初，你觉得实现了第一季《中国好歌曲》最初的设想吗？
刘欢：当然啊，实现了。以原创作品为核心的真人秀节目在全球没有过成功的先例，所以我一直讲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真的，很冒险。所以我们的预期是哪怕有一首歌成功推出就可以了。可别小看这个目标，全国关注度和收视率最高而且高密度集中重播的春晚每年是否都火过一首新的原创歌曲？好像不是每年都有的吧。可《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就有啊：霍尊的《卷珠帘》就是，甚至出现了全民关注编曲的现象级状况。还有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周三的《一封情书》、赵雷的《画》、王矜霖的《她妈妈不喜欢我》、谢帝的《老子明天不上班》等，在排行榜都很活跃。
记者：第一季《中国好歌曲》中很多歌曲都是相对个人化、小众化的，比较难在大众中传唱，如今第二季这类歌曲依然很多。是否考虑过多选一些通俗化的歌曲？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如何在曲高和寡和流于恶俗之间作平衡？
刘欢：在我看来音乐创作本来就是个人化的，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写自己和周遭的关系等等，个人与很多很多其他的个人产生了共鸣，也就引起了响应，这就是音乐的过程。所谓“小众”和“大众”是商业的概念。另外，传唱不是音乐的目的，如果传唱是目的，那巴赫、平克·弗洛伊德就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碧昂斯也没有，她的歌大街上谁唱两首来听听？
音乐的目的是美好，音乐人要做一般人做不到的，否则要音乐人做什么？假如所有的歌曲是个人就能唱，那要歌唱家做什么？我们如果以“传唱”作为好歌曲的标准，就可能迫使音乐人学会逢迎，丧失个性，就只能使我们的音乐失去色彩，音乐水平越来越低。其实以往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没有巴赫，没有平克·弗洛伊德，也没有碧昂斯，即便有也会被“小众”了。当我们吐槽满街哼哼的洗脑曲调时，有没有想过，这不就是我们自己给出的“传唱”标准吗？其实公众的音乐需求是在提高的，就像是吃饭穿衣，大家总会去找更好的或者更新鲜的。当然，音乐上的口味和品位需要大家更用心的追求和更开放的眼界，我们的音乐人也是大众中的一份子，只要本着自己的心创作，就会有共鸣，就会有响应。我们在节目中想要做的就是展示，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抬出来，大家先别急着把他们“小众”，也先别急着去“传唱”，听音乐是要用点儿心的，和吃瓜子不一样。
记者：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播出至今，出现了赵牧阳、罗中旭这样多年前成名、却在圈内浮浮沉沉的音乐人。对于他们通过真人秀节目再出发，你怎么看？技术上他们已经相对成熟，作为导师，你觉得还能和他们分享什么？
刘欢：这是好事啊！这会让大家知道，音乐是美好的，是有魅力的，有那么多音乐人一直在坚持做好的音乐，他们没有随波逐流。“导师”只是节目里的一个称谓，不足以说明什么。我不但能分享他们的音乐，我也在学习，还能通过节目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分享他们的音乐——中国的好歌曲。
“走出去”难不难？不需要急于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的音乐何时才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而走出中国、走向国际？刘欢的建议是别想那么多，先想着扎扎实实地把我们的音乐产业做好、做到良性运作再说，而年轻的音乐人下了节目之后，也还有更多的功课要做。
记者：有不少90后年轻人通过节目展现了他们对音乐的理解。通过教书上课等方式，你始终和年轻人保持着接触，你觉得和你还是新人的年代相比，你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刘欢：最大的区别就是信息量，可以说天壤之别。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及时听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各个时代的优秀音乐，这使他们在这个年纪上视野更开阔，想法更自由。
记者：在中国，一档节目结束了，不可避免的是很大一部分选手在几个月后会后劲乏力消失在观众视野中。对于新人，你认为他们在踏进这个圈子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如何才能保持长青？
刘欢：一、清醒地认识自己，更深地认识音乐。二、善待自己，善待音乐。
记者：由于国家广电总局的限制，音乐节目如今大幅减少，你觉得这会对新人、对原创音乐、音乐产业带来影响吗？电视和音乐的“联姻”，对音乐产业带来的是更多收益还是更多浮躁？
刘欢：我的理解广电总局主观上是想宏观调控一下吧，避免盲目跟风，浪费资源。你提到的电视和音乐的“联姻”，对音乐产业带来的收益和浮躁都有。目前传统唱片工业奄奄一息的情况下，电视作为强势媒体的加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产业链模式，至少我敢说，像《中国好歌曲》这种以推原创为己任且模式本身也原创的电视节目对中国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好歌曲》 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勇敢而实验性地打开了一扇小窗。
记者：随着中国文化产业规模日盛，不少从业人士在谈论“走出去”的问题。你参与过不少国际合作，你认为我们的音乐以及音乐人要“走出去”需要怎么样的条件？目前我们的音乐和音乐人已经达到了能够“走出去”的水准吗？
刘欢：“走出去”不仅仅是音乐人的问题，世界上流行音乐发达的地方，是有一个更发达的音乐产业的。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说：一是我们的音乐水平，需要我们拿出既有自己特色又采用国际通行方式的作品，比如像来参加第二季节目的杭盖，他们的音乐就具有这些特质，其实他们已经走出去了，他们是欧美各大音乐节的常客，可惜他们不符合我们自己这儿的“传唱”标准，还被我们“小众”着，他们这样的音乐还是太少了，这需要更多的音乐人更多的努力； 二是我们的音乐产业水平，这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上世纪90年代我们刚刚兴起的唱片业被我们的盗版活活吃死，演出市场存在各种不规范各种乱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持悲观态度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并不需要急于考虑这个问题，文化的建设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能以建高铁的速度来衡量，我们也不要期望我们的文化体量和经济体量等同，在我们这样急速发展的国家里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写音乐，同时扎扎实实地把音乐产业做好，做到真正良性运作。
长远来看我们是有希望的，一来，我们有音乐人才，这两季《中国好歌曲》我们见到了很多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对现实和传统有着深刻理解的音乐人，像赵牧阳、马条、杭盖，也有不少受过专业流行音乐教育的，甚至是从世界知名的流行音乐学府学成的年轻音乐人，像刘雨潼、刘胡轶、裸儿，他们是未来的希望；二来，我们有众多的人口，这就是需求量。而且我注意到这几年我们的听众开始出现“分众”的趋势，这是良好的开始，这是音乐多样化的基础，只要我们的产业模式把这两端良性地联系起来，那就会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记者手记]
在工作上，刘欢身兼老师、音乐人、歌手等多重身份；在生活中，他同时也是兄长、丈夫和父亲。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苦闷、困惑、不自在的时候，但他会想办法去克服、超越，调整心态。
当然仍有一些东西，刘欢会坚持到近乎“顽固”的地步。比如，他坚持通过电子邮件问答的形式来接受专访，在亲自回复的同时，他要求尽量避免删改他回复中的字句。
他很坦率地提到了被央视“封杀”的那3年，说正是那段低潮让他发现自己可以“不活在人们注视下”，从而学会了说NO，只唱自己想唱的歌，从此进入到了新的境界。不少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刘欢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们也在这里普及一下背景：1991年华东水灾，刘欢与韦唯共同发起首都文艺界大型慈善赈灾晚会，这与央视的大型赈灾文艺义演电视直播晚会形成竞争。在央视义演当晚，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却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主持人报幕：下一首歌本该由刘欢演唱，他却没到。待他赶到现场唱完最后一首歌下台后，发现随身携带的包不见了。第二天，他去央视询问，但不久却被指演出迟到、大闹会场，要对他实行“封杀”。之后几年，刘欢几乎没在央视舞台上露过面，即便有的晚会刘欢也曾现身，但镜头也会被通过技术手段抹去。直到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其主题曲《千万次的问》为刘欢作曲并演唱，成为当年大火的金曲，3年的“封杀”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