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积虑办移民？海归精英已开始追逐“中国梦”

　　海外网12月3日电 据界面报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有35.35万留学生归国，这一数据的增速高达30%;2014年，留学归国人数达到36.48万人，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3.2%。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归国累积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积总人数的51.4%。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郭曼文感觉到了“国内整个教育市场在起飞，政府在鼓励自主办学，加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这个市场在未来5到10年甚至20年都会非常火热。”

　　在斯坦福，她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技术手段，比如在线学习软件、儿童学习APP。但她面临的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她的这一研究方向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很难在成熟公司里找到适合的职位。她只能不停地参加会议论坛，有时写写教育学科普文章。

　　她的一篇探讨美国教育界最新流行趋势的文章被腾讯等媒体网站转载后，竟很快有公司找上门来请求合作。郭曼文突然意识到，国内目前致力于教育创业的公司有很多，而且它们都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目前，郭曼文在为有教育相关需求的公司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随着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持续上升速度的放缓，未来几年学成回国留学人数有望超过出国留学人数。”这是德勤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5》中的预测，这一图景已呈现在我们身边。

　　创业是这些海归实现理想的第一选择。近年来中国大力实施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掀起了一波创业热潮。2014年，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投入运营，仅一年时间就有超过37家创业服务机构进驻;2015年10月，海淀区发布“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称将升级现有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将其打造为北京市的创业区域范本，并将此模式复制到全国。这让原来的电子商品卖场正在加速转型为中国的“硅谷”。

　　而在这个“硅谷”中，海归是其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数学(Computational Mathmetics)硕士童小侃走上创业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火热的创业氛围所感染。

　　2012年微博最火的时候，童小侃回国加入新浪，这成为他创业的契机：当时他的几位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朋友正沉浸在一个互联网招聘的创业项目中——2013年初，哪上班正式上线运营，当年年底拿到天使投资。2014年，童小侃正式加入这一团队成为首席运营官。他与合作伙伴一起在今年2月拿到2500万人民币的A轮投资，并推出了针对2年以上经验的互联网从业者的、运用算法提升求职者和公司匹配率的高端求职网站NextOffer。

　　童小侃认为虽然经历了2012年到2013年的一段创业氛围最浮躁的时期，但总的来说国内的创业大环境正在变好。“我们最开始的感叹是说中国以后肯定没有BAT这种机会了，但其实现在机会很多，尤其是企业服务方面。”

　　不仅是创业这一条路，越来越多的华人高端科研人才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回国。经合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科技论文作者流出率大于流入率的情况得到扭转，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流入率高达90%。

　　在这些科研人才中，一些人选择进入国内高校继续从事科研，还有一些人进入职场，或运用他们的特长自主创业。

　　2009年5月，还没有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王刚就已在清华科技园注册了第一家公司。在本科期间，他读了数学、物理和经济3个专业，为了更多地接触和商业有关的东西，他选择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攻读运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博士学位。

　　王刚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留学、医疗这样的复杂服务供应链，他也做创业公司的研究，写过创业公司投产数量级策略的论文。

　　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创业项目。在美国，他组建起了一支拥有科研背景的创业团队，从夏令营游学项目开始做起，到2010年通过“博士全额奖学金申请服务”项目挣得第一桶金。2013年他将业务方向确定在留学咨询业务和基于网络的学生学业机会发现交流平台上。2013年6月，王刚团队中的第一批成员毕业回国，正式成立申请方。王刚则于次年毕业回国，正式启动融资，当月就获得了170万美金的天使轮融资。

　　强大的海外科研及工作背景让这个创业项目得以享受国家创业扶持政策的红利。当这一项目落户清华科技园时，团队获得了10万元的启动资金、10万元的留学人员创业奖励基金和1年免费场地使用权;王刚本人入选了北京海外人才“海聚工程”，为他的创业提供了不少便利。

　　虽然是回国创业，但王刚表示团队的目标还是做一款全球化的产品。申请方的教育资源数据库和申请工具最早在国外测试时面向的对象是英国人和印度人，而现在其实也有国外用户在使用申请方的产品。立足于国内市场，王刚将进一步把这一项目做成全球化的产品。

　　中国企业对海外高端人才的求贤若渴也让他们将回国就业当成一个最有吸引力的选择，起码从薪酬的角度来说是如此。怡安翰威特最新的人力资本情报调研显示，国内中高端人才的薪酬已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印第安纳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方亮在2000年互联网最火的时候前往美国求学，在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最火的时候回到国内。方亮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和云计算，毕业后在硅谷从事过电信、能源、医疗等行业的技术研发工作，并于2014年作为高级架构师加入了全球第一个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Lending Club。

　　Lending Club在金融P2P行业的超高知名度让方亮自加入这家公司起就一直被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界所关注。在与国内互联网金融界人士接触的过程中，方亮发现国内(特别是北京)这个领域的发展甚至比美国还要火。于是，他开始主动关注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通过朋友引荐找到了普惠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在双方深入了解后，他正式决定作为首席技术官加入普惠金融，带领技术团队打造有中国特色的P2P金融产品。

　　方亮认为无论是从行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分析，他都有充足的回国发展的理由。中国的金融市场远不及美国那么发达，传统的银行服务对象不能覆盖到所有有金融需求的群体，特别是针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几乎是空白，等待着新的金融产品去填补。这对从业人员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对他本人来说，在美国15年的留学和工作经历也让他产生了一些倦怠感。他渴望面临新的挑战，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相比，当下的留学生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当生存压力小、出国只是为了求学时，中国学生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理想、哪里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康奈尔大学金融和经济政策硕士陈昳舟在2014年毕业后回国进入了一家国有银行作总行储备生;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硕士张畅在2015年毕业后回国入职于中信出版集团担任人文社科方向的电子书编辑。对于她们来说，所学内容在国内更容易发挥优势。

　　德勤指出，国内就业市场提供的良好机会与留学国经济大环境不景气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寻找工作机会。

　　同样，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的分析，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就业难度加大，那两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均超过55%，2008年达到57.5%的峰值;而欧元危机、欧盟经济衰退及部分欧洲国家因本土就业问题收紧留学生就业政策等，使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归国，当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再次达到峰值。

　　美国的H1-B工作签证也是许多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的重要原因。该类签证每年的发放数量限定在8.5万个，其中2万名额分配给在美国大学毕业、获得高等学位的留学生。特别令留学生烦恼的是，要获得H1-B签证，就无法自由选择跳槽，因为一旦他这样做，公司就能立即终止他的签证，他就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打包回国。

　　这也正是费城艺术大学工业设计系本科毕业生赏雪面临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公司会拿H1-B作为筹码把薪酬压得特别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必要留在美国。”赏雪目前在上海的一家设计咨询公司担任创新策略分析师(Innovation Strategist)。这是个运用设计思维帮助客户做设计研究、趋势研究、用户体验研究，进而优化设计思路、提升品牌体验的工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海归拥有国际的人脉、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资本、国际的视野，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新时期引进外资的一种新方式，发动海归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将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带来很大推动。”

　　而对海归精英们来说，中国是片充满机遇的“应许之地”。在这里，他们工作、创业、发挥才能、实现梦想。(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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