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家属逼医生下跪，医生与患者家属的沟通

段建华：我做了20年医生，自信满满，也是医院最年轻的正高之一，业务水平肯定不算差的。但被迫下跪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我下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新京报：后来你想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段建华：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都变了，大家只要到医院闹，就多多少少会得到补偿，可能后来都传开了，闹得越大越有钱拿。这种情况下，受伤最大的就是第一线的医生，想到这儿我就感到害怕，觉得未来一片迷茫。

新京报：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治理这些问题吗？

段建华：没有一个有效的第三方机制来处理、平衡这些纠纷，而发生暴力事件时，医院也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来保护医生。

新京报：这种害怕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吗？

段建华：有影响，看病时会突然心慌，而且不太敢接一些有风险的病人了。

新京报：觉得风险背后可能是医生的人身安全问题？

段建华：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还要不要好好工作。比如说，这个病人凭我的能力是可以看的，但可能有风险，我该怎么办？我是只挑简单的，保证自己人身安全，还是去挑战，开展新的研究？

新京报：如果医生都不敢迎接挑战了，那会很可怕。

段建华：对，最怕出现的结局是业务萎缩，我做了还有风险，这些风险谁来给我承担？现在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弱者。医疗体制的现状就是这样，我要怎样去保护自己？

医学本身没有错

新京报：你从业20年了，能为医生现在的状态做个总结吗？

段建华：在中国做医生很辛苦，体力辛苦还可以忍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很多时候跟病人有交流障碍，现在还有生命危险。

新京报：交流障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段建华：很多病人觉得，我进了医院，你就要给我治好。我现在可能只有一半时间在搞业务，一半时间是在病房里不断沟通，而在每天不断沟通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新京报：所以医患矛盾，也是沟通上的问题。

段建华：医患矛盾不是一天形成的，最近几年感觉特别明显。为了和病人沟通，我们也做了很多，医生都会学习心理学，学会和病人沟通，但也不是根本的办法。

新京报：6月份你到英国参加了一个培训，在国外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段建华：英国的医患关系很和谐，不可能发生我遇到的这种事。他们医生的地位非常高，病人对医生的治疗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治疗前，双方公平沟通，一起制定大家满意的治疗方案。

新京报：的确，相互信任和契约精神是关键。

段建华：不一样，我们的医生没办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信任医生。现在虽然有术前签字等，但很多人是不看就直接签字的，他们既不懂，将来也不会按契约来，出了事儿就是你的。

新京报：你觉得这里面深层原因是什么？

段建华：出事后我曾以为是职业有问题，现在想明白了，医疗事业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有问题的是社会上的其他东西，医疗体制、公众认知等等，这些不改变，医生个个都变成外交家也没用。

自己努力走出阴影

新京报：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和思考，你对自己未来的医疗事业会有什么打算？

段建华：我刚毕业时也有职业理想，现在四十多岁了，我不想放弃我的医学事业，那件事，就只能把它当成是一场噩梦，就这样过去吧。

新京报：在这半年多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身边有人帮助你吗？

段建华：有很多，那件事之后，我的同事在医院大厅举起标语，声援我。同事们四处为我发帖鸣不平，省里的医疗工作者也都很关注我这个案子。

新京报：家人或朋友给过你怎样的帮助？

段建华：很感激我的妻子和小孩，他们很支持我，如果不是家庭，我可能早就垮了。还有一些我以前的病人说相信我，我很感动，其实大部分病人还是很好的。

新京报：还是希望你能从那个事件中走出来，迎接新生活。

段建华：谢谢你，我知道，最好的结果是自己走出来，我也在努力。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组织来给我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帮助，让我尽快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