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壁画里“任性”的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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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连接长安与遥远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外来”（相对中原本土而言）文化在都城长安齐聚。“外来”文化不仅与汉文化交互融合，且彼此影响，形成了穿胡服女扮男装、吃胡食、听胡乐、看胡舞、说胡语的历史景象。套用当下流行的热词：开放包容的大唐，就是这样“任性”。
在唐代，都市的繁华常被移植到墓葬中，如今，唐墓壁画的出土使当时文化交融的社会图景不再是一个瑰丽的背影。陕西是唐代墓葬壁画出土最多的地方，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着李寿、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房陵公主等20多座墓出土的500多幅壁画，总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收藏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如今，这些弥足珍贵的国宝就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
《捧物男装女侍图》：“女扮男装”追时髦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妇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式皮靴，女子服装男性化了。这些生动鲜活的生活场景，被定格在了弥足珍贵的唐墓壁画之中。那么，在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之下，唐代女子何以能“女扮男装”？这种“另类”的风尚又是如何兴起的？
“无论是章怀太子墓之客使图和门卫图、永泰公主墓之宫女图、房陵大长公主墓之男装侍女图，无不大量存在穿大翻领式或窄袖紧身的西域服饰和胡人服饰的唐人形象，逼真地反映了唐人喜好胡服的风尚，而其时更是妇女着男装的盛行时代。”12月2日，唐墓壁画研究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程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唐代女子的服装主要有三大类，即上衫下裙、胡服和男装。“唐裙”中最负盛名的就是石榴裙，而胡服则为唐代的舶来品，唐代诗人元稹曾说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也有研究者认为，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导致胡服流行。至于唐朝为什么流行男装，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唐代女子喜欢穿男装的领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着男装，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喜欢着男服；二是干预政治，不愿脂粉气太重，以男装具其威仪，助其施展政治才能。据说，一次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家宴，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一身男性装束，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上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砺石（磨石）、佩刀、火石等七件饰物，以雄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到高宗面前。服装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折射出了唐代妇女的自由与开放。出土于唐高祖李渊第十五子李凤墓中的《捧物男装女侍图》，描绘了一个身穿男子服装，手捧包袱呈行进姿态的女子形象。作品中的侍女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大红色圆领袍服，下着条纹波斯裤，足穿线鞋。线鞋是一种便于活动的轻便鞋，往往用麻绳编鞋底，丝绳做鞋帮，做工十分考究。唐墓壁画中女扮男装的侍女大多足下仍穿女鞋，表明女子在女扮男装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不忘自身的情趣。
《仕女图》：时尚唐人流行“胡吃”
汉魏以来，胡食就已经大量进入中原，到唐代时，胡食已成为唐人生活的必需品，开元时期达到了鼎盛。那么，胡食又是什么样的食品呢？“冰淇淋是一种冷冻的奶制品，很多人认为冰淇淋的发明权归洋人所有。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冰淇淋的食品，它的名字叫‘酥山’。”程旭说，在唐章怀太子墓“仕女图”和唐代壁画“野宴图”中，都出现了“酥山”，而章怀太子墓《仕女图》中的6位人物，有两位都捧着“酥山”。之前有专家认为，仕女捧的是盆景，但陕西历史博物馆专家根据图画中其他仕女捧的物品为食物，以及盛放“盆景”的精美盘子等判断，仕女捧的其实是插着花朵的“酥山”。
“酥山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冰淇淋。”程旭说，根据文献记载，酥山最底层应该是冰，上面覆盖着奶油、酥油，还要插上花朵、彩树等装饰品。而所谓“酥”，与我们今天的奶油、黄油大致接近，是一种乳制品，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的。在当时，“酥”被认为不仅滋味美妙，而且营养价值极高。除了白色的“酥山”，后来还出现了“贵妃红”或“眉黛青”染出来的红色或绿色的“酥山”。
1987年，长安韦曲发现了一座中唐墓葬，墓室东壁绘有一幅壮观的宴饮场面，表现的正是唐人野外游宴的时尚，研究者定名为《野宴图》。这是众多唐墓壁画中相当精彩的一幅，也是表现宴饮活动最难得的一幅画。画面上的天空飘着云彩，地上摆着长方大食案。食案上摆满了杯盘碗盏，盘中盛着各种馔品，其中有的呈山石模样，这是当时盛行食品雕刻工艺的写照。围坐在食案三面的有九位衣着整齐的男子，他们有的正举杯进饮，有的在愉快交谈，有的拿着食物大嚼，有的拍着双手欢笑，有的注目食案，有的向路上张望。左右还有年少的侍者，托着茶盘送上几杯清茶。“《野宴图》中胡食的种类应不在少数，可惜我们还不能清楚地分辨。”程旭慨叹，虽然留有遗憾，但唐人喜欢胡食胡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壁画中的胡食胡饮正是这一史实的真实再现。
《乐舞图》：学跳胡舞风靡大唐
“唐墓壁画中‘胡腾舞’最形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思勖墓的《乐舞图》。”程旭说，唐玄宗喜好乐舞，设立梨园东部，乐工称梨园弟子（后世民间戏曲界供奉唐玄宗为祖师，并称演戏者为梨园弟子即源于此）。此外，在王公贵戚以及大官僚的家庭中，也养有私人乐队，供主人在家庭宴会上娱乐和招待宾客。
《乐舞图》原绘于墓室东壁，这是一幅中外乐舞交织的壁画：汉人乐师用胡汉不同种类的乐器奏起欢快的胡腾舞曲，胡人舞师伴之跳着奔放的胡腾舞蹈。画面展现了唐代胡汉民族艺术融合的盛况。胡腾舞者居于画面正中，无疑是画面的主角；两厢的乐队，则起烘云托月的作用。乐队成员，皆似汉民族模样，衣着也为汉人衣冠，但所执的九种乐器中，既有西域使入内地的胡乐乐器如箜篌、筚篥、琵琶、铜钹、横笛（又名“横吹”、“羌笛”），还有汉族传统乐器筝、笙、排箫和拍板。“汉人乐师用胡汉不同种类的乐器奏起欢快的胡腾乐曲，胡人舞师随之跳着奔放的胡腾舞蹈，展现了一幅胡汉民族同台乐舞的情景和中外乐舞交织的画面。这正是唐代各民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生动例证，是不同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真实再现。”程旭表示，《乐舞图》如实反映了盛唐时期高官贵族的行乐生活，直观再现了当时流行乐舞的风貌，画面看似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并且有时代典型性，是我们研究唐代乐舞、认识唐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史料。
“唐朝人追求胡风胡化的风气，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市到乡村，从地方到军队，从街头到府邸无处不在。”程旭说，在唐代，只有皇室宫廷、王府、高官私邸中才有资格备有乐舞伎，因此在唐墓壁画中绘制乐舞图是主人身份地位的体现。在迄今为止发掘的一万多座唐墓中，绘有壁画的约有120多座，其中22座墓中绘有乐舞图。程旭研究发现，除了胡腾舞、胡旋舞外，还有浑脱舞，枯枝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白居易诗中所描绘当时“臣妾人人学圜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树下弹琵琶的仕女》：优雅的“胡坐”
汉族人在社交场合的所谓坐，其实就是跪下来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平常生活中的所谓坐也只是席地而坐，有条件的，就在地上铺个垫子，坐在垫子上。而凳子、椅子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发明，最初称为胡凳、胡椅。由于缺乏古代的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坐”的具体形象还多停留在文字描述之中。
“1987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今长安区）韦曲镇南里王村唐韦氏墓的壁画《树下弹琵琶的仕女》中，就有‘胡坐’的形象。”程旭说，画面中央绘出一棵参天古树，树下有花草、玩石。树前空地上有两个人物，一仕女，一舞伎。仕女应是墓主的形象，体态雍容，神情典雅，头梳乌蛮髻，身穿白色窄袖衫，外套黄色半袖，绿色曳地长裙。右腿盘曲坐于凳上，左腿着地，怀抱琵琶。她身旁的树下，一个男舞伎包一方巾、身着黄袍，正随着乐曲，拧腰摆胯，甩动双袖翩翩起舞。
古时，游牧民族都是骑马驰骋，他们在马背上打一个扎捆垫上，这便是最早的马扎，马扎还有个名字叫胡床。胡床由8根木棍组成，两只横撑在上，座面为棕绳联结，两只下撑为足，中间各两只相交相对作为支撑，相交处用铆钉穿过作轴，造型简洁，使用方便。它可张可合，张开可以做坐具，合起可提可挂，携带方便，用途广泛。有研究者认为，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大致是在唐代渐渐被普遍使用。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
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珪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