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诗人余秀华(组图)
应几位记者要求，余秀华在电脑前即兴创作。
从小院的屋顶向外望去，在余秀华诗歌中一再出现的横店村。梁建刚 摄
本报记者 梁建刚
他和我坐得那么近，阳光照在院子里
她从那么远的地方来，阳光照在院子里
烟灰慢慢飘下，芬芳下垂
风滑下屋檐，芬芳落地
我没有想过的告别，阳光依旧在院子里
我没有想到的远方，只有这一院子的阳光
而人间，不过一场盛大的孤独
这孤独，有时也驮出一朵梅花
我重复了许多次的意境
又一次被搬进句式
—余秀华即兴创作的小诗
架不住几位临行记者的要求，余秀华又坐在电脑前，摆起了平时写作的样子，嘴里一直说不乐意，脸上却又带着笑。
可当她真正面对电脑屏幕上的一片空白时，笑容突然慢慢消失了。她坐在椅子里的身体蜷缩着，眼睛盯着屏幕，用单手食指敲击键盘，写下了上面的这首诗。此刻，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屋里。
面对称赞，她回头笑笑，“你觉得好?……屁。”
相处久的人，才会明白她的玩笑与用意。不断的调侃与反讽，是她应对外人最常用的“武器”。她会对相同问题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时不时地推翻自己; 她并不排斥和接踵而至的记者交流，不断回答着问题，可又会不耐烦地说，姑奶奶只是写自己的诗，谁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她不爱奉承，敢想直言，可电脑的桌面上，也保存着这些天里应邀做的即兴诗;她直面“脑瘫”、“农民”等附在“诗人”前的标签，可她又觉得，更愿当一个不会写诗的平凡人。
敏感、聪慧、锐利……如火箭般飞速蹿红的女诗人余秀华，第一部诗集即将于6天后(1月31日)面世。众多出版社争抢之时，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抢先用不到两周的时间迅速完成了出版流程;书名也并非之前有些媒体所报的《摇摇晃晃的人间》，而是《月光落在左手上》。
对这些热闹与生活中的变化，余秀华似乎并不在意，她说过逃离，要“躲起来，不和你们玩了”。可在无人的时候，余秀华轻声对本报记者说，那些要发表的诗，她会重新修改;她想让一个更好的自己，呈现在众人面前。
余秀华用自己的“双面”，应对着热闹，保护着自己。
在意的与不在意的
时间大约是在1月17日前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几乎在一夜间，闯进了人们的视野。无数读诗的、不读诗的人，被震撼、击中、欢喜，或不屑一顾。
不管怎样，39岁的湖北女诗人余秀华火了。
也是从那一天起，数十家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不断地穿越大半个中国，走过那片有着竹林、鱼塘、荒草和麦田的小路，走进钟祥市横店村的那个小院，来到余秀华家。
很多人想“蹭住”，于是余秀华扳着指头数，这些天已经有多少记者，“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我了”。
说这些的时候，她嬉笑着，也不管有些记者还在努力深刻提问。她会把相熟的年轻记者称作“小鲜肉”，甚至开点隐晦的玩笑。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听不清，她于是嘟着嘴说得更含糊了：“我有残疾的呀，没法和你说。哎呀，你们相互抄抄不就好了?”
各路记者对她爆红后的种种疑问，诗歌界与公众的纷争，还有诸如“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脑瘫”等标签，这些，她都轻松以对，甚至是调侃：“你们尽情说吧，和我没关系，那个艾米莉我都不知道。”
先天疾病影响着她的语言和表情，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智慧和思想。
“这么多人讨论一个写诗的，其实很不正常，我的走红也就是个偶然，对我来说更加危险。”余秀华对这些看得很透，“就像大众的关注，还有媒体，持续不了多久;只有这一轮，不会有下一轮了。”
只有当问题真正关于诗歌的时候，余秀华才会认真起来。她并不介意有人将她的诗称为“鸡汤”，或者怎样解析、讨论、消费她的诗歌。“其实，你们现在消费的不是我的诗，如果做个普遍调查，真正读过我30首诗的人，有多少?那么讨论我的人，实际是在消费‘我’，而不是诗。”
就像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甚至很多人还不知的是，这是一首先有标题、后填内容的“命题作文”。
“那时我在一个诗歌QQ群里聊天，大家在开玩笑，我对一位北方的男诗人说了句，我要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结果很乐。后来第二天没事的时候，我想起这句话，于是几分钟就把词填上了。”余秀华摇摇头，“不好，不好。”
那首诗，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是写给爱人的情诗。余秀华明白，“那就是标题吸引人，很多人也就看了标题，其实这首诗我自己也知道，并不怎么样”。
她喜欢的，是海子那样“只身打马过草原”的身影，“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的胸怀，“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的深情。她最喜欢的是海子的《九月》，于是每年也会写一首《九月》送给自己。
她喜欢的，还有60后“平民诗人”雷平阳，于是她“以诗人的身份向你致敬，以农民的身份和你握手……让我在他的文字里流泪”。
她在意的和不在意的，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就是是否真正与诗歌相关。
其余的，余秀华几次说，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本来面目，会过去的，很快”。
诗里的与诗外的
诗里与诗外的余秀华，是完全不同的。
那些网友在读诗时赋予她的词汇，力量、温暖、情怀，与现实生活中的余秀华似乎并不搭界。
在可以追溯到她此番走红的起点，去年12月北京的那场诗歌朗诵会，当时现场的主持人、诗人杨庆祥记得当初看到她的第一眼，是“普通、朴素、沉默，被媒体放大的生理疾患也不是很明显，是那种走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引起注意的普通女性。按照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审美，她几乎没有第二性征……她站着朗诵的时候，全身有非常明显的颤抖，几乎不能读完一首诗，最后以哽咽和眼泪收场”。
诗外余秀华那三十多年的生命里，更多的也确实是眼泪。就像她在诗中自喻的那样，是“一颗稗子”，生长在正常的秧苗间。
灰色的童年，正常的走路对她是一种奢望。父亲余文海的记忆里，那时家来客，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是给别人证明什么。
先天的残疾，让她自卑，却更加倔强、顽强：学习走路，哪怕摔得头破血流;学习写字，哪怕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学习生活，哪怕活在别人的怜悯中。
小学毕业后，她到附近的贺集中学住校读书，学习上她自嘲考试水平也就40、50分的样子，唯一让她骄傲的，是作文。初中时她曾以诗歌《无名星》得了校刊征文第一名，她把自己比喻成一颗无名星星，不自卑，不羡慕比自己亮的星。
但也是那段时间，她曾用菜刀割腕，被家人救下。这个伤疤，成了日后在她诗中多次出现的“胎记”，隐含着悲伤与苦难。
多年后，她曾追忆那段日子，“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农妇……”
生活就这样在她的自我矛盾中过去，一直到高三，因为一次语文考试，老师觉得她的字难看，判了作文0分，骄傲被击得粉碎，余秀华赌气辍学，回家烧掉了所有学校的书籍。这一年，她19岁。
往后的日子，她开始在家人保护之下生活，开小卖部，结婚、生子、争吵、分居，丈夫在外打工一年只回来一次，儿子成了她最大的骄傲。
为了剩余的生命，为了所有埋在心底的热情，她找到了诗歌，“开始在诗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也有许多失落—诗歌把我生命所有的情绪都联系起来了，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让我如此付出，坚持，感恩，期待……”
在诗里，她尽情享受、憧憬着世界，可以尽情表达对丈夫的不满，甚至加工成“丈夫找小姐”;可以表达对家人的感情，给奶奶洗澡，“疼一疼就干净了，我对这个91岁的女子一点不手软”，看着儿子长大，“儿子，与你相比我越来越矮了”;可以描述最美的爱情，“是的，我想给你土地和天空，给你自由为非作歹”……
在诗里，她也开始关心社会。四川雅安地震后，她曾写过一首《雅安，与我有什么关系》的诗，“反正我不会用诗歌来哭，哭不出粮食庄稼，反正我也去不了雅安，一穷二白的我玩不起这个奢侈……”有人责备其没有良知，但她解释，那是从反面来表达的，卫道士们不理解。
当然，还有在她诗里无数次出现的春天以及她所生长的村庄，“春天是一个骗子，我爱你，老骗子”、“没有水源的莫愁湖如果干枯，湖底会有横店的地图，如一只蝴蝶”，又或者是“院后有竹，从我出生到此刻，葱郁了近40年”。
那些生活中有的与没有的意象，一次次在她的诗歌中出现。余秀华觉得，那些东西似乎就在那里，只是流淌了出来。她在随笔里写道：“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好的与坏的
去年12月的诗歌朗诵会，实际上一共有5位“草根”诗人参加，余秀华只是其中之一。
大家的背景类似，煤矿工人、理发师、快递员……大家诗歌的水平，在现场的余秀华与主持人杨庆祥，都觉得几个人差不多，真实、力量、感情是共通的。
最后，只有余秀华红了，她将这比作“中彩票”。
无论诗歌界还是公众，对余秀华诗歌的褒奖都多于批评。只是当有人将她与美国传奇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相比时，引起了业内的警惕：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围绕余秀华的话题讨论，是否远远多过了诗歌本身?
“艾米莉最有声誉的诗，若是写在当下中国情境里，就一定是好诗吗?未必。若真要对比，在我看来，余秀华也未必不如当下中国情境中的、汉语文本里的艾米莉。”知名青年诗人肖水对本报记者说，“但要是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当代汉语诗歌版图，以与其热度相配的更高要求来审视和考察，有点遗憾的是，余秀华的诗或许失之浅薄。”
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养的狗，叫小巫》这两首余秀华作品中备受评说的作品分析，肖水以专业方式对其主要词汇和意象解析：“睡你”一诗，主要有中国、肉体、花朵、春天、枪林弹雨、黑夜、黎明、蝴蝶、故乡等词汇或意象;“小巫”一诗的主要词汇或意象是，狗、小巫、跛、院子、菜园、田埂、外婆家、跌倒、舔、喝醉、跳舞、一声不吭、蒙着脸、不怕疼等。
“很显然第一首的词汇几乎被规定在这样的一个谱系之中：凌空高蹈;而第二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贴地而行。”肖水说，“在第二首诗里，我看到了生命的痛感，那是作为个体的、有肉体和灵魂的一个人的生命经验的凝结。”
肖水认为，比起那些从集体经验、书本教育中得到的虚词，如中国、春天、生命，“无疑那些生活中可能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再转化成的意象和细节，才能带给最多人心头的震动”。
“我想，余秀华应该是中国排在前十的女诗人，不要刻意拔高，可能对她、对大众、对诗歌界会更好。”肖水并不讳言，在他的视野里，类似的乡村生活境遇中，至少还有一位诗人与余秀华类似，即同为70后和曾为农民的江非，“他的 ‘平墩湖系列’在广度、深度、技巧上都超过了余秀华，但除了在诗人群体里的喝彩，很难祈求‘读诗界’连绵不断的掌声。”
“所谓文无第一，对高低的评价，与坐标体系有关; 对好坏的理解，与一个人的经历与视野有关。”杨庆祥说。
理想的与现实的
1月22日，阳光很好，诗集首发的日期定了，余秀华的心情明显不错。
她坐在阳光里，舒展着双腿，一个个问题答过去，开着玩笑，对答如流。
可就在一天之前，她还将所有记者的问题都撞了回去，一位北京的记者与她谈了两个小时，“绝望”而归。
对这些情绪化，她一笑带过，“我觉得你问得好，问到了我就告诉你，问不到我为什么说?”当余秀华认真注视的时候，她的真诚才能被发觉，“我的心里没有篱笆”。
现在的追捧，不是她的理想，甚至让她害怕，“以前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不敢了，万一你们又说我怎么办?”
前几天，因为记者接踵而至时，家里死掉了几只兔子，她的一句“记者来了，兔子死了”，让网上又开始了一波对记者的“讨伐”，这都让她吃不消，“就是开个玩笑，没那个意思”。
“我要躲起来，不和你们玩了。”余秀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现实的并非理想，但她也希望，能借这次的机会，“有更多机会和别的诗人交流，磨练技巧，开拓视野，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最终让社会真正承认自己”。但对未来所谓的“更好”，她的想法却似乎偏颇：“不就是把语言模式化，把每首诗模式化，不断地重复自己、表达自己?所有的诗人，概莫能外。”
理想的，有些可能成为现实，比如“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也有些，可能不再成为现实，她“希望回到安静的生活，自己写诗，不管别人懂不懂，把自己和其他人分开，诗只写给自己”。
等各路记者终于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坐在略显凌乱的小屋里，被鲜艳的假塑料花、翘起边角的衣柜、脏脏的玩具熊和大红色绣花的被褥围绕着。书桌上，摆着《现代诗110首》;一本1987年版的新华字典，已经快被翻烂了;书柜里，有鲁迅、朱光潜、余华与《浮生六记》。
她的阅读量显然并不小，却也受限于乡村生活;她被早已熟读过的它们包围着，毫不为意地低头看着手机刷微信，偶尔发出笑声，那才是她的生活，她的国。
“我只希望我的诗能再写得好一点，生活好一点，只是我不知道怎样能够到达。”余秀华叹了一口气。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