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数量发展轨迹：从“独生子女”到放开两孩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全面两孩政策，这是继2013年启动单独两孩政策后，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至此，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存在了40多年，升格为基本国策也已33年。可以说，这一国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发展方式和轨迹。日前记者采访了专注人口政策研究多年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请他回溯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到日臻完善的历史过程，分析其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

　　控制人口数量在当时是国家之痛，出于迫不得已

　　在中国，“多子多福”的观念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表现之一。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原新说，了解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特殊国情。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出建国初期的人口总量为5.42亿，1964年总人口达7亿以上，净增1亿人口用时10年。紧接着，1969年总人口超过8亿，1974年超过9亿，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口，净增1亿人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半。

　　“那个年代，人们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始终波动在6上下——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1963年最高值甚至达到7.5，当年出生规模创下年增2959万人的历史记录。”原新指出，接近崩溃的经济加上失控膨胀的人口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于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限制消费、进行消费管制成为那时的管理方式之一，各类配额票证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恢复生产与控制人口在当时的背景下被提起，但限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所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成了中国之“痛”——国家之痛在于迫不得已，国民之痛在于家庭的生育需求与国家要求相去甚远。

　　原新指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体系构成的各种要素中，“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他谈到，推行政策之初，国家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拉开间隔生的“晚稀少”弹性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下降作用有限。随后，政策逐渐趋紧，从限制家庭生育数量最多3个到最好2个，直至国家在1980年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刚性生育政策。

　　对于社会上有否认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原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时空穿越，要尊重历史，坚持客观公正的唯物史观。事实上，没有计划生育当时的作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口控制成果。

　　人口老龄化加剧，启动单独两孩进而放开两孩顺理成章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规模上成效显著，但原新坦言，当年国家急速地控制人口增量和增速，以及急切改变群众的生育行为的管理方式还是衍生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令人头痛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过度老龄化、生育率水平长期低迷、劳动人口数量持续走低、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等。

　　原新认为，人口的结构性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将进入爆发期，这是快速控制住人口增长速度的规律性结果，人口发展问题将会日益严峻，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计划生育外力作用下快速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生育率长期低迷，同时老龄化趋势加剧且不可逆转，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据统计，2014年末，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2.12亿人，到2050年将达到4.8亿人以上，老龄化水平达34%~35%。原新说：“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0%，我国仅需用37年时间，与英国、法国和美国(除日本外)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用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人口大国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谁来纳税，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成了很大的问题。”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的是，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原新介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峰值9.4亿人，预示了劳动力资源规模从增加到开始减少的“拐点”已经出现，预计2023年降至9亿人以下，2042年降到8亿人，劳动资源规模巨大的特征依旧。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两孩政策。对此，原新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属于生育政策微调范畴，其基于人口规模庞大的现实，虽不可能根本性改变中国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但确有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和促进家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效果。

　　原新指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方面的压力，对资本市场相关领域的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带来相关投资机会，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

　　与现行单独两孩政策相比，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更为庞大，为9000万上下。据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为300万~500万人。原新认为，在理论上，政策松动会导致人口发展趋势的相应变化，但这种变化最不利的影响是，我国人口将在更长的时期停留在人口规模巨大水平上，持续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由此产生各种发展问题。

　　原新指出，我国正在告别低资源消耗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较高耗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变，这种变化导致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资源紧缺问题。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亿人，与现行的单独两孩政策相比，峰值规模净增3000万人。

　　目前，我国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3倍，而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1。我国用占世界耕地7%和占世界淡水总量6%的资源，养育了占世界19%的总人口，而且国民生活品质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基本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未来还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成果的需求正在并将继续加大。“经济总量与人均量的巨大反差，固然与我国发展历程有关，人均资源的不足也是我国发展的主要掣肘。”原新指出。

　　他认为，当前和今后时期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劳动力规模巨大与劳动力结构型短缺并存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不容忽视，“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头上。

　　而大量出现的各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也是让原新担心的因素之一。“这一现状与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分不开的，未来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会继续扩大且长期存在。”

　　(光明日报北京11月9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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