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台，它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商品互通、文化交汇、文明包容、人文交流、科技互动，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谱写了经济互利、人文互启的伟大的史诗乐章。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繁荣的壮丽篇章。古代丝绸之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古代伊朗）崛起，成为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为三大洲道路连接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贯穿东西的交通线得以连通，由欧洲、中亚进入我国中原的交通线也畅通起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条支（在今伊朗一带）和安息（西亚古国，领有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出现。西汉中叶，汉武帝遣使远航，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有人把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西北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但事实上，古代陆地和海上通道远比这些要多。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唐朝宰相贾耽记载了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了连接阿拉伯世界与我国的“呼罗珊大道”。中外文献对丝绸之路相向而行的记载彼此呼应，表明丝绸之路不仅通衢广陌，并且是最具活力的国际贸易走廊。道路的互联互通，既是古代丝绸之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突出的标志。

　　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在古希腊购丝绸、穿丝绸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身上都穿着透明的中国丝织长袍。安敦尼执政时期，中国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已是贵若黄金。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丝绸产品和生丝是波斯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萨珊传统纺织方式进行再加工，赋予中国丝绸新的活力。在中亚，索格底亚那（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精通丝绸贸易，公元4世纪时，我国长安等地集聚着不少以经营丝绸为主的索格底亚那商人。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生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茶叶贸易使沿线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相关行业的突飞猛进，转口贸易也随之长足发展。茶叶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茶叶贸易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资本和经济体系。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银器。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西方不仅激起了一股“中国热”，而且掀起了一场日用品革命，欧洲制瓷业兴起，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沿线各国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俘虏的唐朝士兵不少擅长造纸，大食依靠他们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撒马尔罕纸”以其精美适用而闻名遐迩。8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的主产地，造纸技术又传到埃及、摩洛哥。随着12世纪西班牙、法国出现造纸作坊，中国造纸术席卷意大利、德国、英国。

　　我国古代印刷术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就发明雕版印刷，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至13世纪，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印刷技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赞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三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被称为“民乐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咏叹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曾经活跃在丝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历史无法一一记录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公元627年，玄奘历时17年西行5万里，游历110余国，带回657部佛经，翻译经论75部，堪称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我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非洲之角摩洛哥来到我国，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扬帆9万里，足迹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明远播四海。

　　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回国后他们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二、古代丝绸之路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启示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基本动因。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缩影，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为商业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换从以物易物转型为物币交换，带动了长安、洛阳、邯郸等商业性都会的兴旺。都城长安九市中以东、西二市最大，尤以东市最繁华，市内商贩云集，商铺林立，各类货物琳琅满目。

　　唐代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统一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项。以曲辕犁和筒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促使农业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丝织业、造船业以及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商业贸易和资本流通更加便利。长安城繁花似锦，整座城市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产业、资源配置，成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历史表明，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兴旺的动力源泉。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进一步强盛。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国家改革开放之势而上，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而为，为我国更好、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同时也不同程度面临多种问题，如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已成为全球共识。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实现本国发展目标，成为沿线多数国家的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有机统一是客观要求。有人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从未有过政府的经营，完全依赖于民间的自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历代政府在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汉政府设置大鸿胪一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和商人，同时建立了“过所”制度，对过往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北魏朝廷在洛阳设立“四夷馆”，款待外国商人和使节。唐朝政府对外商实施保护政策，下令任由外商贸易往来，“不得重加率税”。继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后，公元971年起宋朝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多处设置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元朝颁布了保护船商的“市舶则法”，制定了由国家出财资，船商进行海上贸易的“官本船”制度等。可见，历代政府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军事戍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与沿线国家和各民族讲信修睦、守望相助，为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出良性的外部环境。

　　当然，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最活跃的元素主要来自于民间，甚至民间贸易始终占据着古代丝绸之路最显著位置。往来于丝路的群体，几乎囊括了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包括了僧侣、学者、工匠、商队、贩客等，呈现出参与群体多元化、贸易行业多类型、贸易形式多样化的特征。

　　历史表明，政府支持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作用，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只有使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作为政府既要发挥把握方向、统筹协调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同时要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各类企业要进一步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大势，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和平稳定是必要前提。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基于和谐的政治氛围、融洽的民族关系、安定的沿线环境，实现了东西方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从形成伊始，就与沿线国家政治的稳定度、彼此关系的和谐度息息相关。我国始终以和为贵、以诚相待，与沿线国家维系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一关系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持久友好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和印证。

　　汉唐宋元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古罗马、波斯、大食相继兴盛一时，它们与我国相互尊重、友善交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赢得了大发展、大繁荣。

　　东汉末到隋朝、晚唐到元初，中原内乱、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交恶、战事冲突频发，沿线安全无保障，商贸活动被冲击，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和萎缩。

　　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血腥扩张建立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我国是推动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国度，但从来没有借此对外侵略扩张，更没有因为丝路之便占有他人一寸土地，因而赢得了沿线国家的信任和仰慕，丝绸之路因此成为各国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典范。葡萄牙人描述明代海上贸易时说，“如此之自由”，“除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C． R．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页）这一记述无疑是最好的写照。

　　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有稳定安宁的良好政治氛围时，丝绸之路就会兴旺；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享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融洽关系时，丝绸之路就会昌盛。

　　当今国际社会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当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层面，丝路沿线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各国政府需要不断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共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共同维护好丝绸之路沿线和平与稳定，共同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开放包容是重要支撑。沿线各国人民之所以能共同创造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核心的理念就在于“开放包容”。沿线各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彼此文明形态；以包容的观念，善待各自文化差异，从而实现了商品互补、文化互鉴、文明互动。

　　因为开放，才有自由的经贸活动，从而使多种经济要素兼容并包、商品流通取长补短、市场交易各取所需；因为包容，才有多样性文明的交融，从而使各种文化元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众多学说思想百花齐放、流光溢彩。史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这一繁荣景象即是开放包容最真切的体现。

　　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我国一向推崇讲情重义、先义后利、互惠互利。唐朝政府要求各地官员对胡商“常加存问”，“接以仁恩，使其感悦”。讲诚信、重公平，始终是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交往的行为规范。

　　有学者考证，唐朝在全国设驿站1639所，仅广州的外国客商就有12万人，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或部族达189个，南亚、中亚和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明朝郑和下西洋期间，沿线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到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代中国之所以有庞大的丝绸之路“朋友圈”，得益于开放，受惠于包容。

　　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必然导致落后。超越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坚持开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繁荣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改革开放，而“一带一路”倡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我国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引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建立国际合作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合作经济带，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文明互鉴是动力源泉。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持续的跨文明交流对话，记录也见证了沿线不同国家、众多民族的成长历程，丝绸之路成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

　　丝路沿线不同国度有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因子，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艺术，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史学，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艺术、天文学等。宗教则是古代丝路不同文明互动交融的又一重要元素，诸多宗教在丝路沿线诞生，在丝路沿线传播，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沿线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纽带的连结、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有各自内在逻辑，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哲学思想、教化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深入交流，缔造出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历史表明，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文化的互学互鉴，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只要坚持丝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三、古代丝绸之路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只是人们的记忆，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继往开来的底蕴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翻版，更不是所谓通过“一带一路”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而是一次伟大的超越，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古代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由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所汇聚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繁荣的精神内核。古代丝绸之路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要义的伟大丝路精神，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的辉煌与磨难，彰显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目标，必须在中国和沿线各国人民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从而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使“一带一路”成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奏响了道路相通、贸易流通、文化互通的历史序曲，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加速了人类发展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选择。如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创造的一样，“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享地带。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更加紧密、更加高效的联系，与沿线国家形成持续稳定、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长期目标，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与沿线国家一道久久为功，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尽管古代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凝练的价值理念为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建设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厚植了根基、提供了源泉、注入了动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参与，也需要从古代丝绸之路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稳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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