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博物馆工作者：查不到遇难亲属只能哭

　　高满福19岁的发小陈志明(左)在地震中遇难。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

　　“陈志盼写错了，改成陈志明，1956年生人，是呗?”服务窗口，帮忙查询的工作人员问。

　　“对。”62岁的高满福挺高兴，端着iPad递给工作人员：“你看，1973年我俩在宏中照相馆拍了最后一张照片，陈志明。”寸头里钻出白发的高满福，指着照片里的一个初中生说。照片留白处写着“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和陈志明同学留念”。

　　“错不了，他哥俩合起来是清明，一个叫陈志清，一个叫陈志明。纪念墙上兄弟俩的名字上面就是他父母，一家四口都砸死了。”

　　说完，高满福眼湿了，嘈杂的服务中心一阵沉默。

　　高满福想着，怎么也要把二虎的名字给改对喽。

　　二虎是发小陈志明的小名，这些年，每到7·28和清明，高满福都能梦见他。二虎穿着绿色背心，一直是19岁的样子。最近的一次，他梦见发小来“借身份证”。

　　只有改对了，才对得起梦里的二虎。

　　这是7月27日下午的唐山地震遗址公园。距离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41周年还差半天。

　　公开数据显示，唐山大地震罹难者人数官方公布数字为242419人，现纪念墙登记数字为246465人，比官方数字多4046人。

　　从2016年7月28日至今，一年间，地震纪念墙上补刻了610人，216个人名得到修改。

　　公开资料显示，在此之前，1992年、2008年、2010年分别有过较大规模的增补和勘误。

　　参与过2008年增补工作的王蕾，至今还是会梦见那1米多高的登记本、脸上来不及擦去的汗水和一个个名字。

　　每个名字，都是一块墓碑。

　　魂归有处

　　在纪念墙的最后一块黑色花岗岩板上，广西人熊春柏的名字位于左下角。

　　2017年7月25日，31岁的曲阳雕刻师彭丛宾一笔一画把他补刻了上去。每个字高4.5厘米，长5厘米，隶书镏金，饱满庄重。

　　相对于总长度500米的纪念墙，这个长约18cm的名字显得平凡又渺小。

　　距离纪念墙100米处的服务中心，保留着熊春柏的补刻材料。

　　“兹有我单位(原广西河池地区水泥厂)供销科长熊春柏同志于1976年7月因公出差到唐山采购水泥机械设备，7月28日因地震在唐山市遇难……遇难人员纪念墙刻录名单中，我单位熊春柏同志名字遗漏。”

　　熊明安63岁了，生活富裕，唯独“老父亲熊春柏41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他一块心病。

　　今年春节，唐山人王振平到广西南宁度假，认识了熊明安。

　　王振平把电视上补刻纪念墙的消息告诉熊明安，“老兄，你快去问，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刻上去!”等了41年的熊明安催促王振平，“只要把名字刻上墙，父亲就算有了着落。”

　　1976年，父亲熊春柏46岁，1米76的个子，留着从军时干练的平头，不苟言笑。为了筹建广西河池地区水泥厂，担任供销科长的他到唐山采购设备。彼时，唐山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北方工业重镇。“设备运回广西了，人砸在了唐山市三八旅社。”

　　震后，熊明安的哥哥坐火车到北京，又转车到唐山，一个礼拜后蹭上运输公司运送抗震物资的车，跑进唐山找父亲。旅馆塌平了，找了半个月，在派出所找到了父亲的出差介绍信、广西的粮票，还有一块手表。

　　两年后，单位来了公函，“认定熊春柏因公殉职”。

　　单位说死了，母亲不认账，每天给父亲盛一碗饭放在旁边。直到震后十年，为了求“入土为安”，才把父亲生前最爱的军装、从唐山带回的遗物，放进盒子，“做了个衣冠坟”。

　　7月28日，市民在地震纪念墙前祭奠遇难的亲人。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坟有了，可心里依旧悬着一处块垒。

　　几十年里，母亲时不时提起要去唐山。1991年，她带着熊明安的弟弟去唐山抗震纪念碑祭奠了父亲，回来后六年就去世了。“一直到她去世，纪念父亲的方式就是每天给他盛饭。”

　　41年过去，父亲筹建的水泥厂改制成有限公司。熊明安开了证明信，发给王振平。王振平回到唐山很快办好了补刻手续。“政府给刻，不花一分钱。”

　　2017年7月26日，王振平把墙上的名字拍了视频发往广西。熊明安听着震天的蝉鸣，抹着眼泪，“有了墓碑，总算尽了孝心，以后不用再到广西的街头烧纸了，父亲总算魂归有处，母亲也该安心了。”

　　“无名”战友

　　熊春柏的名字再往上，是近两年补刻的两百多位驻唐部队官兵。

　　吴东亮60多岁了，眼睛早早花了。他看不清手机，但能看清墙上每一个核实过的名字。站在7.28米高的纪念墙前，他的眼前就像放录影带。

　　“第一列，第二行，那个李会彬是个通讯员。地震的时候他在值班，本来能跑出去，但他跑回去拉警报，被砸死了。挖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半截警报绳……”

　　2013年7月28日，吴东亮第一次陪岳父岳母来纪念墙。

　　早上6点多就到了，祭拜完家人，想了想，这里还有战友呢。

　　他去服务中心的检索机查一个叫“杨会来”的发小。“来回查了好几遍，又换了其他几个战友的名字，都没有。”

　　之后两年他等着信息更新，但连着查了2年还是没有。

　　被检索的杨会来和吴东亮从小学就是同学，读到高中一起参军。在当时的无线电连，吴东亮是报务员，杨会来是卫生队的医生。地震时，房顶落下的椽子将杨会来拦腰砸断。从此杨会来的奶奶精神失常，只要看见吴东亮就哭晕过去。

　　部队上震亡的战士都是像杨会来一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地震后，他们被集体掩埋在驻地附近的一个靶场里。战友想去吊唁，就去靶场跟他们唠嗑。后来城市重新规划，靶场改成高楼大厦，“人就只能在心里问候了”。

　　他想把靶场上每个战友的名字都找到，但是想要找到被遗漏的战友名单太难了。

　　吴东亮所在的军部从1983年开始裁军，到1985年彻底裁撤。震亡战友的档案无从查阅。地震中，他腰椎错位，股骨头坏死，拖着一瘸一拐的腿，找了几位以前的首长吃饭。

　　他和首长们一共12个人成立了“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

　　主管兵源名册的军务科科长得了肺癌，就派了副科长参加。小组从天津军部开始查，两个战士查了两天，翻了一屋子的档案，最后翻到几张介绍地震情况的资料。

　　“毁坏了多少汽车、多少枪支、多少炮、多少间房，”吴东亮顿了顿，在最后一行字上，他看到：“震亡战士158名，家属43名，友军26名。”

　　只有数字，没有名字。

　　他就挨个给身边的连长、班长打电话。每报上来一个名字，就汇总。“一个叫张向阳的，好几个人都提到他，有的写张湘阳。就派人去他老家找人，他的老母亲说是‘湘’，最后就刻了张湘阳。”

　　一个安徽的母亲，知道要给儿子刻名字了，“非要来唐山”。吴东亮拦着，“等名字刻好了，再来。”

　　还有好几个人都知道一个炊事班长去世了。但是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都不知道。吴东亮找到了他的指导员。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了家里一看，“老年痴呆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炊事班班长的名字没登上。

　　2016年3月，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向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提交了104名罹难官兵名单。一年后，又有4名战士亲友找到吴东亮，“目前总共补刻了108个，还差50个人。”

　　50个未知的名字像石子，硌在吴东亮的心里。“现在熟悉的这帮人都找遍了。”这项工作还没做完，但也发现越来越难，他会等着看到消息的人来找他，“我能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

　　1米多高的名册

　　唐山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征集罹难者名单是在2008年。

　　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核对名册。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

　　这是一项修补历史的工作。“从2008年筹划新建地震纪念墙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补刻和勘误遇难者姓名的工作一直都在做。”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处主任郑湘军的印象里，由于当年建墙时的名单来源较多，有档案局的名单，也有面向媒体、社会征集的名单，“很多名单都是靠记忆和手写，错漏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一年，唐山筹建地震遗址公园，有人提出要把遇难者姓名刻上墙，重建唐山人的心灵家园。南湖生态城管委会会同民政局、档案局在大白井游泳馆收集唐山7·28地震罹难者姓名。

　　五六张桌子一字排开，桌上摆着4台电脑。彼时，王蕾成为征集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人太多，五六点就排起长队。最长的时候500多号人。在南湖生态城管委会规划处供职的王蕾负责登统，每天都“抬不起头来”，只能闷头写名字，汗顺着脸嘀嘀嗒嗒流下来，“根本没空擦”。以致于4个月后工作结束，她还是每天梦到在“写名字”。

　　大部分时候，工作人员不用问，来者会报上区域和家人的名字，然后开始讲经历。

　　有的人还没开始说话就抹泪，有的刚握住笔手就开始颤抖。情绪激动的，在一旁哇哇大哭。“32年了，很多人是头一次讲给别人听。”王蕾说，那四个月，她听到和见到了太多的悲伤，极度压抑，那些故事被她写进日记，刻进记忆里。

　　有个截瘫的女人坐着轮椅来给弟弟登记。女人说，地震那天天气特别热，她心疼在乐亭下乡插队的弟弟，包了肉饺子，喊他回家吃饭。结果弟弟被砸死在家里。母亲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她。她写着弟弟的名字，自言自语：“我要知道地震，咋还能叫他回来吃饺子?”

　　一个叫郑宝歧的地震孤儿，大院里29个人，他是活下来的4个人之一。他来给弟弟郑宝玉补刻名字。“他不会做被子，街道发的救助棉絮和布堆在家里，他看着发呆，最后邻居帮了他。”王蕾记得，孤儿的生活难熬，郑宝歧险些进了“菜刀队”，最后兜兜转转又走回正途。

　　还有外地来信也转到她手上。一个沈阳的女士，丈夫到唐山出差，客死他乡。王蕾帮她办了手续，2008年7月28日，纪念墙落成时，她丈夫的名字刻在了纪念墙上，“到现在都一直有联系”。

　　有的一家都没了，邻居或朋友就帮忙登记。还有的人不知道名字，被提及的次数多了，就登记成“xxx女”、“xxx妻”、“xxx家”。

　　A4的登记册，摞起来有1米多高。4个多月，登记了6万多人名，最后和档案局的名单对比，“征集了大概3万左右以前没有的名字”。抱着一摞一摞的名册，王蕾第一次发现，32年前瞬间丧失亲友的伤痛，似乎从来没有被抚平，“像洪水一样”，倾诉的闸门一打开，就淹没了那个夏天。

　　7月28日，一名唐山市民将鲜花粘附在遇难亲人的名字旁。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地震纪念墙落成后，还有增补和修改的市民找到王蕾。

　　唐山一中一位81岁的退休教师，人长得瘦小。为了找三个儿子的名字找了王蕾两趟。他先去了地震墙，墙高、名字多、字小，他看不清。

　　他找到王蕾查名字，边查边讲，“震后割舍不下三个孩子，没再要”，把学生当了半辈子孩子。“他是一个人来的，转身的一刹那，瘦小，那背影，孤苦伶仃。”

　　还有勘误的。一个男人，妻子和三个女儿遇难。他去看了地震墙，发现有个名字错了。王蕾说，由于墙面有限，重刻名字四个人就不能在一起。他用恳求的语气说，“我用油漆涂一下可以吗?我给你们找麻烦了。”后来经过申请，允许他修改，他高兴得不行。

　　名字=寄托

　　7月27日，雕刻师彭丛宾最新刻的是“梁洪玲”和“党军涛”。两个名字，让他难受了一上午。

　　他只知道是72师在丰南农场砸死的孩子，都刻在丰南区。彭丛宾16岁开始跟着师傅学雕刻，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同样是孩子，刻的时候心里一阵阵发酸”。

　　彭丛宾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回家。园子里的人从来没断过。有一位老太太，拉着他帮忙找名字，“我一进门就心慌，特别紧张，每年来，每年来了找不着。”还有的老人拿着纸条让他帮忙改名字。名字错了，得有一整套流程，他指指服务中心，劝他们去登记，申请修改。

　　更多时候，他做不了什么，升降机把他推向7米多高的高空，他举着电磨刀在黑色花岗岩上刻名字。不远处的墙根下，头发花白的老人号啕大哭。

　　按照设计师袁野的理念，地震纪念墙墙高7.28米，距水面19.76米，象征着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哭完的人一声不吭，在19.76米的纪念大道上一坐就是小半天。

　　增补、勘误姓名的工作并不好做。

　　2013年5月，高雅从唐山地震博物馆的讲解员调岗至地震遗址公园服务中心。原来做讲解时，游客会抹泪，情绪激动的会跪在展厅里恸哭。大多数时候，她跟来访者没有太多交流。但到了服务中心，工作一下子“棘手”起来。

　　“有的刚报出查询的名字就哭了，有的等待查询结果的时候很高兴，查完发现没有，特别生气，有的甚至会动手。”

　　高雅记得，一个老太太查不着儿子的名字。同事让她去街道开证明信，她坐在地上哇哇哭，“孩子就是被砸死了，为啥还要开证明信?”

　　刚开园的那几年总是被投诉——漏了名字被投诉，墙上名字的漆脱落了被投诉，名字刻得颜色和别家不一样，也要被投诉。

　　“没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但我们能理解，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抚不平那种伤痛。”高雅说，还有一个老爷子，每年7月28凌晨翻墙进园祭拜，“当年地震发生在凌晨，他就是要那个时候呆在园里才安心。”

　　临近清明和7月28日的时候，服务中心增补和勘误的事例会比较集中。“当年的档案有的仓促潦草，有的连笔或者同音字，像风写成凤，芬写成芳的情况都不少。”工作人员李静介绍。

　　地震之后，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来不及处理，被集中掩埋。大多数唐山人只有墙上的一个名字做寄托，“觉得只有改过来，才是那个原原本本的人”。

　　从去年到现在，高雅和同事勘误的名字达216个。有3个名字，因为升降机达不到高度，暂时无法修改。服务中心的电话打过去，沟通了几次，当事人拒绝重新补刻：“家里的老两口，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刻不在一起，不能接受。”

　　工作久了，高雅和同事慢慢摸到了一些沟通的方法。怕家属孤单的，一般会劝“这么多人，离得再远都是在一起的。或者，虽然一家人没在一起，但他(们)和朋友、同学在一起，也不孤单。”

　　7月27日，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妻来查他们的母亲王桂珍。“全唐山遇难者里72个叫王桂珍的，路北区就有7个。”老夫妻拿着工作人员打印的3张热敏纸，不知道哪个是自己母亲的名字。

　　“她活着的话，今年90了。”老先生说。

　　“档案里没有年龄。”在查阅完所有档案后，高雅劝慰两位访客，“这个墙就是一种纪念。”

　　老先生点点头，眼红着，端起花盆走向纪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