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法治与教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专题召开了大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就农业发展问题召开大会、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召开大会，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后，又一次召开的全党性专题大会。
这次大会的召开，当然与一段时期内反腐倡廉的阶段性战役成果有关，这一阶段时期的胜利，既彰显反腐倡廉的成就，也暴露出长期以来党员干部队伍中违法犯罪的严重性，这与长期以来干部队伍中轻视法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风气有关，更与缺少法治教育、淡化法治观念、漠视法律威严，甚至权大于法的心理作祟有关。
全党集中召开法治专题大会，其实质，不是具体法律法规的制定，那是人民代表大会管辖的范畴;而是强化法治意识的宣言，是吹响了全社会重视法律、依法守法的号角，更直截了当明白地说：这是关于法的宣传和教化、法治意识提升的途径之一，就在于宣传贯彻和全民教化。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这法治的宣教，正是礼的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法治，正是“礼”与“法”的和谐，是礼教与法制交融的综合体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其实在太史公之前，《大戴礼记·礼察》篇：“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也。”“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与微渺。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中国文化，基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引发出儒家法家两种理论的分野。
孟子强调人性善，所以侧重人心教化，荀子强调人性恶，所以侧重礼法兼用。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第一心就是恻隐之心，就是善良心，慈悲心、同情心，就是善的具体体现。
但荀子认为不然，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要改变恶的人性，必需化性为“伪”，“伪”即人为，是期望外力改造，才能使人之为人，所以才有《劝学》篇的宗旨。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王制篇》：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其实，教化惩治，殊途同归，雷霆雨露，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后汉书》：“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失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孔子对人性有基本判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善恶他知道，但不正面说透，因为他知道，有些论题一旦说过头就起纷争;其实礼与法，正是正人心、正人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外兼修、内圣外王。
孔子就是大法官，为鲁司寇，摄行相事，《论语》记载：“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词。”《礼记大学》说：“此为知本，此为知之至也。”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
中国古代的法，强调罚则;而现代中国的法，更侧重于保护。是强调在合法的范围内，公民的自由不受他人的侵犯。 我们今天的法治，是兼具礼与法的教化与规范。违法乱纪行为的猖獗，与法治的教化宣传不够有关。习书记不久前强调向历史借鉴经验教训，正是导夫法治教育之先路!因为太史公在总结中国千百年历史时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以史为鉴、资治通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历史的昨天、现实的今天、未来的明天，恰恰形成三点一线，所以可以鉴古知今、彰往察来。
正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便叫做虐，而“法治”的宣传，正是法的全民教化、也正是礼的精神体现。礼法兼治、德主刑辅，其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和谐有序，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一个重视法治，遵守法治的时代，即将开始!(子曰师说 金海峰)
原标题【 【国学与时政】法治与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