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走向世界需重拾天下情怀

　　一带一路、亚投行、新万隆精神,中国在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在相应地承担着自己的大国责任。历史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只看到本民族的国家,而始终具有强烈的天下意识和天下情怀。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正在走向世界。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不仅要能够包容天下,还必须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天下为怀”的境界,回馈整个世界。

　　当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都会形成自身的大国战略,大国战略首先不在于其具体内涵,更在于其国家定位。英国全盛时期有日不落帝国的定位,美国自始至终有“美国例外论”的论调;现代中国常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为号召。确实,现代国家的建立伴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兴盛。“民族国家”体系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特征,只是这样的概念有其局限性,以此来涵盖中国这样具有文明类型特质的大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国要有恰当的国家定位。

　　近代中国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以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民族”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歧义性,其中既有民族、又有族群甚至隐隐还有“种族”的意味。基于强烈血统关系的民族观念、种族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所拒斥的。尽管民族或族群的差异有其人类学基础,在中国历史上,这从来没有成为组织国家的政治原则。“中华”或者“华夏”这些自我认同的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教化概念,一种文明归属,而不是族群归属。中国古代确实讲夷夏之辨,但更强调“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丝毫没有偏狭的种族意思,更没有强烈的排外情绪,重在道德教化和文明程度,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传统。

　　在现代,中国是被迫接受“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化过程由于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以及船坚炮利的入侵,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天下”观念,在近代逐渐被压缩成一个“民族国家”概念,这在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中看得尤为分明,美国学者列文森也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积极意义,让中国人意识到世界之广大,世界文明之丰富。这种民族国家的“转化”似乎是现代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的崛起”的说法得益于近代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胸怀被迫转化为一种民族意识,似乎又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使中国文化价值的伸张受到极大限制,“民族国家”的价值形态在中国会遭遇诸多尴尬。

　　首先,民族主义的话语人为地强化了文化的隔阂,狭隘的民族意识得以人为地加强。在中国传统中的普世性文化关怀却没有办法得到伸张。中国的面积略小于欧洲面积,文化的丰富性一如欧洲各色的样态,欧洲的民族是在彼此区隔中确立的,而整个欧洲文明则显示出普世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传统亦始有“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梁漱溟曾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

　　其次,狭隘的民族概念在文化上产生的自我矮化的作用。在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后,在文化心态上付出了极大代价。这种心态预设了一个更高的世界标准,凡是中国的,都是特殊的;凡是国外的,则是世界的。于是,就有了“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之类的说法,把强势文化看作普遍原理而加以认同,自己整合出来的无非是较西方世界次一等级的东西。

　　最后,无法面对多民族的国家状况。狭隘的民族论完全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以这种方式很难想象如何维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当放弃了中华文明的普世性的特质后,就失去了文化的普遍感召力。一种对民族的狭隘理解可能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就会激显出来,基于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会形成一系列挑战。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它以文化的名义行事,其实质却是政治性的。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观念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的文明形态来说,是完全不适合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显然不适合中国这样具有文明特征的国家,这种源于西方彼此区隔,基于族群差异的概念,对于中国这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我们更应该以“文明国家”来定位现代中国,这可以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真正的立足点

　　事实上,民族和国家并非一定要结合,历史上不是这样,现实中也不是这样。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敏锐地感到,在中国,将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尤其不适合。梁漱溟就曾将“中国不像一国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称之为“天下国”。美国学者白鲁恂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文明,而伪装成一个国家。”确实中国文化传统自有一套关于“国家——世界”的理论,即便是要确立现代中国的定位也依然要顺应一种深厚传统。对于有着这样一种以文明自许的传统来说,“文明国家”将比“民族国家”的概念更有包容力,更具凝聚力,更符合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国家形态。

　　我们更应该以“文明国家”来定位现代中国。“文明国家”较之“民族国家”,其在价值形态、生活方式、礼法制度、文明理想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同时具有一种向善的典范性,其包容性和普世性是民族或者民族文化的概念所容纳不了的。民族国家在其起源上是以“自我”和“他者”的对峙作为前提,更强的版本则以区分敌我作为其建构的基本机制,差异性和区分异族是建构“民族”的基本路径。

　　在文明概念中“天下意识”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普世向度。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在“民族国家”中,这种普世关怀的向度得不到声张,甚至完全丧失。作为“文明国家”,在本质上有着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文明为人类建立了普遍的道德和生活意义的标准。现代中国并不只是1844年以后的产物,现代中国承载的是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是“作为人类,代表人类,为了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度。“文明国家”的定位可以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自己真正的立足点。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所显示的这种人类的代表权自近代以来已经自觉地拱手相让于西方,西方哲学家们以理性名义对自身文明的自我确证,更让现代中国人盲目臣服于西方中心主义,于是西方成了普世世界,而中国则只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明类型。事实上,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其普世性维度一直顽强地存在着,文明的整个价值形态决定了它不只是民族性的、区隔性的,文明更呈现其共通的一面。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普世性在于中国人在这种文明的发展中特别发挥出了人类的诸多潜能,并提供了其中好之为好的基本标准,这种文明成果是可以为人类所共享的。

　　“文明国家”自然包容着多民族的状况。在中华文明下,多元一体格局将继续保持下去。我们将以“文明”而不是“民族”的方式建构国家认同。欧洲过往强烈的民族认同,带给欧洲不断相互争斗的动乱,在欧盟超国家的框架下,欧洲人开始建立其对欧洲文明的认同。美国作为文明国家也不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美国建国时的清教主义精神,以其普世性荡涤了民族主义狭隘性。

　　在文明国家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建构新的“文明国家”的世界体系,因为不光中国是“文明国家”,印度是文明国家,欧盟是文明国家,甚至美国也是代表西方类型的文明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文明并没有穷尽人类的意义世界,源自中国的文明,源自印度的文明依然有能力对人类共享的“现代文明”做出贡献,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广泛的“文明国家”的世界体系理论。这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并且促进现代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有着非凡意义。我们亟须从新的视野来理解“文明国家”体系,通过文明对话和共融,建构新的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这将是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所主导的全球秩序。

　　“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最具宏大愿景的一面,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以极大的胸襟接受其他文明的宝贵资源,如魏晋之接受印度佛教文化、明末之接受西学东渐,现代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抵触,一种包容天下的胸襟。作为文明中国,不仅仅是要包容天下,也还必须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天下为怀”的境界,回馈整个世界。

　　“中国”和“天下”在古代“六经”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概念与“天下”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一个与“天下”相对应的概念。在“天下”的范围里,“中国”就是一个示范性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国家”。所以说,“中国”在本质上和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光把“中国”这个名词留下了,使之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把“天下”给遗忘了。没有“天下”哪有什么“中国”。古时候讲“天下”现在来看只是有限的区域,天下秩序也不过是区域性秩序。但当初其所想象的范围却是全人类的;就像欧洲人讲人类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所能指的也只是欧洲而已。关键是它们各自在历史中形成了理解世界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今天依然可以是普遍的,可以成为全球秩序的原则。

　　“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最具宏大愿景的一面。“天下”意识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要强力输出所谓“普世主义价值”;更多的是着眼于一种文化的整全性、道德性的动力,展现对人类和世界的整体性关切。当一种文化只局限于自身民族的复兴时,它的眼光是局促的,目标是有限的,手段是排外的,动力是不足的。中华文明的复兴首先就是要还原其本来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从压缩为“民族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再次释放出普世性的一面,还原其本来的“天下”意识。

　　“天下”概念蕴含了丰富的价值资源,“天下为公”,“四海一家”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下普世关怀的价值体现。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于人类的基本预设,那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天下一家”。这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对于人类的设想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能欣然接受。这种普世关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儒墨道佛家都有“天下”的情怀,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在生态危机日渐严重的今日,世界上各个国家已经结成了深深的地球命运共同体。在一个这里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整个世界就会变暖的时代,即便单个民族国家得到“复兴”,造成的却可能是整个地球生态平衡的崩溃,那么这样的“复兴”还有什么意义呢。地球村时代,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中国的复兴不以人类为关怀,就很难在这个时代展现其真正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复兴须以这个时代人类的基本诉求为己任,须对人类的共同命运肩负起使命。一种文明只有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个文明在现代世界才依然有自我超越和发展的能力。“文明中国”的复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到检验。世界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以“文明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也必将形成一种新的“天下”秩序。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孙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