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浪潮
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全球化进程,构成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很多国家将对外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世界期待通过开放合作助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提高各国资源配置效率；期待通过开放合作提高国际分工水平,推动各国生产力发展；期待通过开放合作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迅速发展,延伸及拓展各国市场边界。然而,去年以来英国脱欧预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巨大倒退,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并倡导大幅提高关税等反全球化举措,全球化波折的问题引发担忧。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要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在此背景下,客观评估当代全球化的挑战、根源及战略应对,就成了促进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传统的贸易保护举措与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变种相互交织,促使逆全球化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等发达大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及世界贸易组织等三大支柱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保障了二战以后欧洲战后重建的顺利推进,为世界各国开放合作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化发展。然而,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爆发及全球经济持续分化,倒逼G20领导人峰会取代G7集团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G20历次峰会针对全球经济问题开出了不少药方,但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这不仅在于G20提出的政策举措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更由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引发了诸多低效率问题。
由此,逆全球化现象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低效率的突出表现。2016年6月,英国脱欧将逆全球化推到了新的高点；今年3月,英国将启动退欧谈判,这对于欧盟乃至全球开放合作都将构成负面冲击,预示欧洲一体化程度的重大倒退。对此,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欧盟都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根据现在的信息来看,英国脱欧可能仅仅是一个前奏,未来意大利等国家也有可能进行脱欧公投,如果脱欧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欧元乃至欧盟的解体风险就大幅上升,由此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传统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举措与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变种相互交织,促使逆全球化问题更加突出。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大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准则,开始较大规模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世界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受到了挑战。同时,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实施了负利率的极端政策行为,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引发全球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越发突出,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的压力加大,汇率市场非常规波动滋生各国对国际金融环境稳定性的担忧,汇率失调成为全球开放合作的巨大障碍。
除了汇率的传统金融渠道之外,货币扩张构成贸易保护的金融新形态,世界主要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以来持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促使央行资产大规模飙升,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资产都比金融危机之前翻了一番以上,这些央行不顾国际货币稳定性而大规模放水,重要原因在于希望通过货币扩张获取竞争优势,以此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然而从历史看,没有哪个央行能长期印钞,现在也没有理论支撑央行长期宽松的合理性。央行非理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货币战争,无疑将对全球开放合作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逆全球化浪潮的根源:发达大国在全球化中受益下降,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受益较大
追溯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逆全球化并非常态,而且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具有深层次的客观原因,即现代科技革命缩短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通信成本及交通距离,世界成为“地球村”,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国际金融深化发展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资金支持。世界主要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共同的市场体系。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跨国企业携带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及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而WTO等国际机构成为全球化深化发展的保障。在此背景下,2015年全球GDP达到73万亿美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0年增长两倍多,而全球在公元0-1000年经济仅仅增长15%左右。虽然全球经济发展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当代全球经济更快发展,显然与世界开放合作的全球化息息相关。
既然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为世界带来巨大好处,那为何当前会出现逆全球化的问题呢?观察当前逆全球化的相关现象,全球失衡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但世界各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并不相同,收入差距的扩大预示各国人民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也有巨大差异。有些国家通过全球化释放了比较优势,市场持续扩张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有些国家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在全球化浪潮中产业不断向外转移,国家产业空心化而出现经济增长乏力问题。
结合数据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失衡的问题确实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不断增大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本次金融危机之前,苏联解体及东西德合并,先前倡导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入美国二战以来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化获得了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不断扩大,预示发达经济体出口难以弥补进口而导致赤字不断增大,发达经济体必须从外部持续借债以维持经济平衡。与此相反的是,同一时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不断增大,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释放比较优势而不断增大市场份额,出口收入远超过进口的支出,而且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景气发展,大宗商品出口国经常账户余额大幅增长。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较大,这也就不难理解金融危机以来为何发达大国更热衷于推动逆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大国对中国等国商品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显然与发达大国在全球化中收益下降有关。奥巴马时代美国期待重塑全球经贸规则,特朗普时代倡导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客观上揭示了美国等发达大国对当前全球化的不满。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酵,突出了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权责分配矛盾问题,欧盟一体化虽然推动了欧盟经济的发展,但希腊、意大利等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出现竞争力不断弱化甚至出现债务危机的问题,加上难民大规模涌入增大财政支出压力,英国认为权力与责任出现了不对等的问题,而德国、法国等竞争力较强国家却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发展。虽然欧盟与全球化并不一致,但欧盟代表着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发展,客观上也揭示了开放合作的问题所在。
全球失衡的治理不仅涉及开放政策的调整,也涉及人口结构、创新等深层次的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变化,这就需要增强全球经济协调。通过创新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国际沟通协作,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由外需、投资依赖转为消费、投资、出口平衡增长,发达国家应增加储蓄,由过度依赖消费转为消费、投资、外需平衡增长,促使世界更多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好处。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借助多双边平台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协调,但全球失衡的问题依然未得到有效缓解,这预示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能难以自我解决失衡的问题,全球失衡亟待国际经济合作体系的转型升级。
三、“中国方案”的落实,必须仰仗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相关制度建设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以遏制逆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业界关心的重要课题。虽然世界主要发达大国近年来重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完善,但大多沿袭二战以来美国创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思想,即通过先制定好规则标准,然后要求希望加入的国家或者地区接受,而不考虑各个经济体的特定发展阶段及具体情况,这种规则体系难以保障各成员都从开放合作中获得好处,因而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及逆全球化的问题。对此,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为应对逆全球化的问题提供了药方。
合作共赢的理念从2013年开始受到多方关注。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重在保障世界各国在开放合作中共同受益,习近平主席多次表态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如果能够保证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共同受益,那么全球失衡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根本解决,逆全球化的压力就会大幅缓解。
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将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思想融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中。峰会确立了“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等四个I的主题,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的五大举措,将包容性增长及可持续发展放在重中之重,表明合作共赢理念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中国不仅重视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也期待通过包容性发展促进世界各国从全球合作中共同受益。
当然,尽管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具有解决逆全球化问题的潜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担当全球化的领导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仍然有待提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主导全球秩序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是大国之间的博弈,美国作为世界强国不会轻易放弃全球秩序的主导权。在此背景下,合作共赢“中国方案”的落实只有仰仗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相关制度建设,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经贸规则。这样,世界各国在开放合作中共同受益的目标才有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逆全球化的问题或可有望逐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合作共赢治理体系的建设可能出现波折,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全球化的态势不会出现逆转。
(来源: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