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下乡”记：曲阜400多个村每村配一名儒师
村民们对儒学听得津津有味。
孔子“下乡”记
400多个村每村配一名儒师
专家称曲阜学儒能否推广仍有待商榷
被尊称为“儒者”的儒学讲师，在他们并不熟悉的乡村文化中，摸爬滚打、奋力挣扎。但这却是一次“文
近日，山东曲阜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曲阜将为每个村子配备一位儒学讲师，并且预期实现一村一座的儒学书屋，一村一台的儒学新剧，一家一箴的儒学家训，真正让儒学走进乡村，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出自《荀子·儒效》
这句赞扬儒者的话，从不同的儒师口中讲出。在他们看来，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自己的精神目标，既然没有办法“美政”，那就“美俗”吧。
文/图本报记者 张丹
汪建国：
农村学儒值得肯定
对于曲阜的“百姓儒学”工程，被称为“广东孔学传播第一人”的中华孔子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汪建国认为，曲阜作为孔子的故里，能够想到弘扬儒学、弘扬传统文化，非常值得肯定。
他说，“中国梦”是“中国精神”，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学。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汪建国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提升，但精神上的追求没有相应地跟上。而《论语》中就提到了“富之、教之”的问题，儒家思想中就融合了“精神”方面的追求。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国人民的血脉中了，但能够真正产生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能有效果”。
汪建国曾经重走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之路，并到曲阜的农村走访过，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很富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何带领农民致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他还建议，“儒学”进入乡村采取农民能够接受的形式，才能让农民理解、认可儒学。
“师资力量、讲课方式等都是需要去考虑的。”汪建国说，这都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曲阜的“百姓儒学”工程是否会“半途而废”，能否在全国推广，还有待考察。
10月14日晚7时，山东曲阜市区北部约30公里，石门山镇大庙村村委办公楼前，高挂着大红横幅：“孔子文化大讲堂走进石门山镇大庙村”。大庙村村支书兼村主任郭玉山说，孔姓是村里的第一大姓，很多都是孔家的后人。村子里有1840人，常年在外打工的有三四百人。
村里讲儒学遭遇村民退场
晚7时10分左右，村委会办公楼前的空地上，逐渐聚集起了近百名村民，有的自己带了板凳，有人直接坐在了自己开来的电动三轮车上。65岁的村民颜大爷说，讲讲“孔子”挺好，孝道、礼仪现在是该讲一讲，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怎么在乎孝道了。
当天到大庙村讲课的儒师，是曲阜某导游公司的职业导游陈万凤，常年为游客讲述“儒学”、“孔子”。
“难以沟通”成为许多儒师面临的问题之一。陈万凤说，她曾经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指着鼻子问我：‘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用你来教我是非好坏？’”
“当时场面挺尴尬的。”陈万凤说，她面临的更多情况则是村民对她的称呼，“哎！”一声就算是打过了招呼。她告诉记者，尽管当时会有些别扭，但是从村里到家之后，她的心里就没那么别扭了。
“我四十多岁了，也快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年纪大了或许计较的就少了。”陈万凤说。
讲台下，第一排坐着的是清一色的老人，他们瑟缩在厚厚的棉袄里，但是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
节气已过寒露，当天晚上的气温仅在10℃左右。
在课程讲了20分钟左右时，一拨十多人的村民开始陆陆续续离场，大多是年纪较大的妇女。
“您这么快就要走了？”记者问。
“我回家拿板凳。”大妈回答说。
10多分钟后，课程结束了。但是这位“回家拿板凳”的大妈，和中途离场的十多个村民一样，却始终没有再出现。
部分人听进去就不错
陈万凤对于村民的中途离场已见怪不怪。对于讲课时，台下穿梭不停的小朋友和窃窃私语的大妈，也没有影响到她讲课的节奏。
课程结束，村支书郭玉山一声“回家”后，村民一溜烟消失在了夜色中。陈万凤说：“互动少了一些。”
“只是一次两次，作用可能不大，长期坚持，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孔子）文化学院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立林告诉记者，在讲课的过程中，只要有一句话能够触动到村民，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从开展“百姓儒学”到乡村讲课以来，宋立林已经先后到石门山镇周庄、尼山镇周庄、吴村镇葫芦套三个村子里讲课。与在学校讲课不同，在乡村讲课必须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所举的例子必须是村里面的故事，这样才能与村民产生共鸣。
他介绍说，往往他会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让村民自己去体会，什么才是好坏、对错。
他还记得第一次在村子里讲课，村民们都听得很认真。“在我的视野之内，都是瞪着眼睛在听的村民。”宋立林说，有一种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宋老师，我们觉得孔子也挺好，但是按照这个做是不是吃亏呀？”有村民曾向宋立林提出这样的疑问。宋立林说，有问题就说明他们听进去了，是有思考的。
宋立林称，当然不能想着所有人都能够去思考，但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听进去，“就不错了”。
献身“布道”就如种花生
作为“百姓儒学”的儒学讲师之一，孔为峰也曾多次到乡村讲“儒学”，为村民讲述“孝”、“礼”。
有一次他在村子里讲课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起身要离开了，由于老人年纪大，便好心提醒老人要慢点起身。但是，在提醒之后老人却对他完全置之不理。坐在前排的村民提醒他，“这个老头听不见，你说了也白说。”
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尽管老人听不到，但是能够感受到村民是开心的、在笑的，就是有向上的“正能量”，让他更加坚定了继续乡村讲课的信念。
他认为，儒学就是“圣贤之道”，是中国人“灵魂的家”，只有找到灵魂的归宿，才能令生活更加幸福。
“在乡村讲儒学，这就像种花生一样，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有收获，但是一定会有收获。”孔为峰说。
当别人称孔为峰为儒学的“布道者”时，他并没有过多的反对，但是当别人提到献身“布道”之时，他则会谦虚地表示，算不上“献身”，还有工资。
“‘乡村儒学’需要学者，而‘百姓儒学’也需要学者，学者成为了将两者连接起来的‘纽带’。”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告诉记者，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儒学人才。在过去，有“乡贤”可以成为农村文化生态的“维护者”，而现在，学者只能扮演“乡贤”的角色。
2008年,王殿卿、牟钟鉴、丁冠之等学者发起宣扬传统文化的尼山圣源书院，在曲阜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创办。2012年底，中国社科院的赵法生和山东大学的颜炳罡等儒学研究者到这里考察，却失望地发现，说是圣人故里、儒学发源地，可这里君子之风不多见，道德失范现象反而严重。
为了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他们在书院开办了第一个“乡村儒学”讲堂。
诚如杨朝明所言，政府主导的“百姓儒学”和民间开展的“乡村儒学”，正是由一群在两边同样讲课的儒师连接了起来。宋立林等儒师，在“百姓儒学”和“乡村儒学”的讲堂都讲课。
宋立林不大喜欢“布道者”的称呼，他说“布道”一词显得有些高高在上，向村民讲述儒学，只不过是为了唤醒他们久藏在心中那份传统文化的“种子”。
由于距离尼山圣源书院最近，北东野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第一批“乡村儒学”的“试验田”。
10月11日上午，又到了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开课的日子。北东野村的村民纷纷来到位于书院二楼讲课的会议室，参加“儒学讲堂”。此次讲课的内容，是由宋立林主讲的“谈‘仁’说‘孝’”。
在开始讲课之前，课堂上的老师和村民一起，行礼作揖。能够容纳下一百多人的会议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有些老人带着孙子、孙女一同前往。
不一会儿，一个孩子自己玩撞到了桌角，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孩子的奶奶抱着孩子赶紧走出会议室哄孩子去了。又一会儿，一位大妈的手机放着《最炫民族风》响了起来……
会议室的门始终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不断有人进来、出去。但宋立林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讲课。
一个半小时后，课程终于结束了。这时，十多个村子里的孩子一起走到讲台前，背起了《弟子规》，并给村里的长辈们行礼作揖。
北东野村的村支书庞德海走到讲台前，讲起了“乡村儒学”给村子里带来的种种变化：没有人拖欠电费了、没人挖别人家地瓜了……
拿着话筒的庞德海短暂地停顿后，突然干咳了一声，将一口痰“吐”在了会议室的地毯上，然后伸出脚，狠狠地在地毯上碾了几碾。
对话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曲阜学儒要杜绝形式主义
政府推动“儒学”的同时，也引来了颇多质疑。有人提出了曲阜“百姓儒学”工程“劳民伤财”、 “大跃进”等观点。记者对话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他表示，曲阜学儒模式是否值得全国推广仍待商榷，但要杜绝形式主义。
现在国学热有失偏颇
记者：你对“百姓儒学”工程怎么看？
杨朝明：我的建议是，不要把儒学神秘化。
儒学就是如何修身做人的问题，对于为政者来讲，就是如何管理的问题，所以儒学离每个人都很近。
曲阜曾经提过一个口号，叫“人人彬彬有礼，处处干干净净”。这个口号，是很多年前谷牧副总理提出的。他认为，既然曲阜是孔子的故里，就应该是孔子学说的“带头者”。
作为孔子的故乡，应该率先起到示范的作用，如果世界将曲阜当作是儒学的“圣地”，做得不好的话，只会抹黑传统文化，反而辜负“圣地”的名头。
比如，现在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很多人把它搞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如注重服饰、注重礼的仪式。实际上，礼仪有它自己的内涵，形式与内容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礼仪，是不可取的。现在的国学热中，存在着偏颇，华而不实，尤其不符合孔子思想。曲阜不会这么做。
记者：政府推动“儒学”是否有必要？
杨朝明：曲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如果做不好的话，那么曲阜在弘扬孔子文化中，如何做到、怎么建成“首善之区”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他们点赞。当然，必须要杜绝形式主义。
“修复农村文化生态”
记者：给农民讲儒学，是否有效？
杨朝明：实际上，他们所讲的儒学，并不是儒学的大道理，而是接地气的儒家思想。如果我们像给学生讲课一样，给他们讲，在农村会接受不了，也不能这么讲。
在山东兴起乡村儒学，这种尝试的影响，对曲阜提出的“百姓儒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乡村儒学”和“百姓儒学”，都是修复农村文化生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孔子故里是可取的。因为这里儒学人才比较集中，但如果全国都要求做到一村一儒学讲师，是做不到的。
记者：现在不少人认为儒学是腐朽的，跟不上时代。
杨朝明：前些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从浙江过来的美国人，他就说，儒学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他的认识很简单，这两年，浙江没人谈儒学，浙江经济的发展就比山东好。实际上，他只是简单化、表面化地理解问题、理解儒学了。在曲阜搞“百姓儒学”、“乡村儒学”很有必要。
记者：听到儒学，就想到《论语》，似乎很难懂。
杨朝明：儒学并不神秘，儒学其实是每个人修身做人的问题。一谈到儒学，人们就想到《弟子规》、《论语》。由于现在人们对于儒学的理解比较偏颇，所以，批评之声实际上大多是由于偏狭的理解。
当然，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一股脑全部搬来，而是要理解传统文化的真精神，要有分辨。
比如妇女缠足，也是传统的东西，但是肯定是不对的，不能“肢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对儒学，要回归到“德性”儒学，取其精华。
“儒学不能成谋财手段”
记者：最近女德班很火，你怎么看？
杨朝明：女德班和国学班，良莠不齐。把儒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是不可以的。
当国学热兴起，说明中华民族已经找回了自信，之前“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时，那时没有人说孔子，没有人谈儒学。现在我们也不能指望它“包治百病”。
事实上，现在去国学班、女德班学习的这些人，都是成年人，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世界观，难度很大。这是由教育的规律决定的。
我觉得，文化生态的修复，还是应该从青少年、中小学来抓起。这是从根本上修复、解决问题。现在的国学热，只是“亡羊补牢”。
记者：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该如何开展？
杨朝明：现在有些教儒学的人，把它单纯当做是一种学问来对待，社会上更有人把它作为一种谋财的手段。
儒学就是让人生活安宁快乐。当我们做这些事情都不快乐的时候，再去弘扬儒学也是入不了心的。
曾经就有这样的事例，一个学生由于老师布置给家长洗脚的任务，怒气冲冲地给家长洗脚。这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反感，而不是从心里孝敬父母，教学就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