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难在哪——“把脉中国实体经济”上篇

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近年来，受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本报将针对我国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对策，分上下篇推出“把脉中国实体经济”文章，敬请关注。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要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提出要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协同发力，促进覆盖一二三产业的实体经济蓬勃发展。

实体经济困难正成为当下许多企业的呼声，实体经济的困难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困难？带着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企业效益下滑

近日，一些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大佬”展开了一场“虚实”争论，网店、快递业等是否属于实体经济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体经济覆盖一二三产业，其中一二产业毋庸置疑，尤其制造业由于占比高更是实体经济的主体，第三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商业、流通等部分也属于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主要表现在企业数量增长放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企业效益明显下滑等多个方面。”赵昌文说。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对《经济日报》记者分析说，中国制造业主要面临三个困境，分别是企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工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和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影响生产。

“目前银行为了维持利润水平，更倾向于对房地产、金融领域发放资金，对实体经济兴趣减弱，直接造成了企业贷款难问题。同时，制造业市场萎缩和国内去产能攻坚战持续对生产造成负面冲击，也使企业资金紧张，无法实行生产扩大、设备升级及技术改造等工作。”秦海林说。

民营企业对此感受更为明显。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一些银行对民营企业还没有做到一视同仁，贷款利率也偏高，成为困扰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小企业最大的难题。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向《经济日报》记者指出，实体经济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盲目追求GDP、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体制，使中国许多领域的产能都处于严重过剩状态。

“去产能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企业生产实行管制和压缩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企业利润下滑，在实体利润偏低的情况下，加重了企业的生产负担。”秦海林说。

“脱实向虚”严重

“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赵昌文说。

刘志彪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发展的严重失衡现象，可以用“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这两句话来概括。其中，“实体经济不实”，主要是指实体经济中真实的、创造社会财富的产业部门生产率低下，具有较大的泡沫经济成分。“虚拟经济太虚”，则是指虚拟经济中，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比例较低，同时自我循环、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泡沫化成分高。

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946亿元，其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796亿元。“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偏低，致使企业资金流入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对实体投资意愿不强。资产价格增速一旦比实体利润更高，经济就容易有脱实向虚的倾向。”秦海林分析说。

刘志彪指出，一方面，在利润率差异的驱使下，企业都不愿意辛苦地做实业，都更愿意去做资本市场、衍生金融产品和房地产等；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存在真实利率高、资产价格高、杠杆率高等问题。他认为，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如股票、房地产、艺术品甚至邮票等等，其价格都存在着严重的泡沫。

“虚拟经济太虚，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虚拟经济长期处于被抑制的状态，金融创新能力差，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部门不能给民众和社会提供更多的投资理财产品，有限的投资理财产品面临着居民庞大的理财需要，最终导致资产价格失衡。这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刘志彪说。

下行压力犹存

产业竞争力衰退是我国实体经济困境的典型表现。秦海林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工业生产仍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大部分制造企业仍遵循“薄利多销”的生产销售模式，产品附加值不高，直接导致了工业企业利润水平遭遇瓶颈，同时这样的产品在我国劳动力成本和税费成本走高的背景下，也逐渐丧失了价格优势，缺乏可持续发展动能。

“中国制造一直患有两个病。”刘志彪表示，一个是机器设备的控制指挥系统过不了关，一个是国产设备的动力系统不过关，创新能力弱。同时，在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生产率低，不能通过技术进步上升来化解高昂成本。

“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秦海林分析说，2016年我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三大需求的走势呈现投资趋缓、消费平稳、出口下行的态势，内生增长动力正在逐步形成，工业领域面临调结构瓶颈发展。预计2017年伴随着有效需求的持续萎缩，经济下行压力犹存，致使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率上行压力并存的“滞涨”风险。

此外，工业生产成本和工业产品价格走高都将继续制约工业经济的发展。秦海林分析说，2016年分行业看，受海外及国内资源情况影响，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带动了PPI回稳，另一方面致使未来生产要素价格普遍上涨的可能性增加，对产业链形成成本压力，致使需求能力削弱，制约了工业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

从2012年开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就在逐年递减，尤其是劳动力工资水平，逐步与发达国家水平持平。“2016年本土企业外逃情况引发了对我国企业实际税负问题的重视，同时在营改增深入推进阶段，企业税负不降反增等问题都会存在。未来工业结构调整会对整体产业发展情况造成影响，企业利润会在低位游走，税费负担剥夺企业利润的行为会严重打击企业生产积极性。”秦海林坦言。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