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专版：以实践为标准鉴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纵观人类社会,对待传统文化向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胶柱鼓瑟,是古非今,譬如汉朝的王莽新政和当今流行的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全盘否定历史,譬如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和文革的打倒一切;一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譬如欧洲文艺复兴首倡人文主义和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历来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批判的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华传统文化其主流无疑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否则这种文化也不会5000年而绵延不绝。但是,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适合现代文明,不合乎时代潮流,需要扬弃。习总书记说,对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总书记强调的“两创”,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必须依赖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一、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本体

　　就狭义的文化——人类的精神成果——而言,文化是社会实践,主要是生产活动的创造物。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一段由张之洞引发的公案:“体”、“用”之争。中学西学,何者为体?何者为用?这个争论到今天也没有定论,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定论。因为不管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都找错了“体”,“体”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学问,无论中西,都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同时也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任何思想、学说,不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相适应将失去生命力。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凡是不合理的都失去存在的意义,都应该受到批判。时间空间发生了变化,彼时彼地合理的东西,此时此地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了。譬如中国封建社会针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在父权制尚有进步意义的时候,它是合理的,拿到今天它就是毒药。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总是站在当代的视角去解读历史。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历史不过是一堆不会说话的资料。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看,不同的时代,对倡导什么学说、价值观有不同的选择。尽管我们的前辈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知道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从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文化选择。战国大争之世,法家思想最为流行;汉朝初创,百废待举,与轻徭薄赋政策相适应,道家无为而治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当政,国势日强,道家无为思想不再适应国家有所作为的国策,不利于大一统局面的维护,于是皇帝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汉末至隋中国陷入400余年的大分裂、大混乱,学校废弛,儒道式微,佛教乘虚而入,道家因势而兴;隋唐之世,国家重归统一,科举制创立,儒学重归统治地位,直至清朝灭亡而不能动摇。儒学的重新兴起,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儒佛道三教融合导致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出现。同时,佛教、道教也深深地影响了儒学,导致宋明理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的哲学化。以上简要说明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是一个根据实践需要的选择过程和发展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从秦至清,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渐变之中,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的大炮和商品摧毁了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的封建宗法制度也产生了根本的动摇。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之严峻,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遇到过的。发生于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知识界面对现实挑战的“应激反应”。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态度虽然偏激,但它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矛头直指封建礼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好了准备,实际上也为沉疴不起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总而言之,对传统文化弃与取的选择标准,是个实践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

　　 二、从实践要求出发解读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相伴生的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再认识。人们重读经典,恢复传统节日和习俗,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这个过程既有官方的提倡引导,也有民间的自觉自愿。这说明恢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喜好,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但是,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不免泥沙俱下,我们要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对其加以鉴别和择取。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对明显不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内容,要加以扬弃。

　　第一,科学昌明要求我们在解读儒家经典时重归轴心时期。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重要概念,认为在公元前800至200年之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至今赖以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假如说,哥白尼日心说的出现,动摇了基督教的神学基础,那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的所建立的宇宙观——天人感应与太极图说——便显得十分荒唐。经学与理学的基础既然已经动摇,整个哲学大厦也就无法存在。可以说,我们不可能循着经学和理学的路,找到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孔子。经学和理学都把孔子供上了神坛,一个把孔子弄得玄而又玄,一个把孔子弄得呆头呆脑。学习古代经典,不论是儒家还是诸子百家,科学的精神是把圣人当人敬,而不是当神供。一旦走上神坛,便成为教条,丧失了活力。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好几次文化上的复古运动,譬如唐朝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提倡学古文,习古道;明朝王世贞等人发起的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些运动对于匡正人心,改变萎靡的文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实质上也带有复古的性质,它以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反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李贽反对对孔子的神化,主张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黄宗羲发挥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无情地批判;王夫之主张,孔子以后皆“伪儒”。总结历史上的复古运动,并不是真的把社会拉回到先秦去,而是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明清两朝正是中国文化的衰微期,这个时期的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昏暗,活力迸发,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政治文明高歌猛进。而中国的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相权失落,君权日盛,独裁专制加深。官方所倡导之理学,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在文化上,既丧失了汉唐的进取精神,又丧失了宋代的宽容儒雅,社会道德水准每况愈下。《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现实主义小说,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社会的全面溃败:知识分子之无耻,市井小民之无赖,官场之腐败,礼教之残酷。对我们今天产生直接影响的传统文化恰恰是明清时期的文化,这其中有对儒学糟粕的放大,有对儒学经典的曲解,明代思想家李贽曾愤慨地说,毁灭佛教的是和尚,毁灭儒教的是儒生。今天我们讲传统文化,要对这一时期形成的一些理念和所谓经典保持一份特别的警惕。

　　第二,适应世界潮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文化必须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并自觉与世界潮流相适应才能有生命力。肇始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人类思想解放的大门。不论是卢梭、伏尔泰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场运动的继承者。文艺复兴标榜人文主义,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文主义的思潮借助西方的工业革命及其伴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席卷了全世界。假如说,点燃文艺复兴运动的古希腊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人文精神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古希腊文化。以孔子为例,他反对迷信,关注人生,“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他尊重人的生命,诅咒人殉制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认为爱与宽容是做人和施政的根本,“吾道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主张人通过学习来超越自我,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学如不及,尤恐失之”,“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毫不奇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读《论语》便为之折服,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攻击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陈独秀曾经是批孔的先锋,他也认为封建礼教与真正的孔子精神是两码事。先秦时期,不论诸子百家还是《诗经》、《离骚》,都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有一种勃勃生机。但是后来的儒者,经常对经典加以曲解,逐渐窒息了其生机。譬如《诗经》,开篇就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明明就是一篇歌颂少男少女纯洁爱情的诗篇,孔子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后代儒者,却将其穿凿为歌颂“后妃之德”。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文化逐步走向溃败,僵化的理学彻底窒息了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封建礼教成为戕害人的个性的精神枷锁,对妇女儿童的摧残尤为残酷。鲁迅给礼教冠以“吃人”二字绝非虚言。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官府甚至奖励殉夫,殉夫越果决越惨烈越光荣。明朝的《女儿经》正是这样一篇劝人节烈的文章。即便象《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家喻户晓的名著,也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甚至侮辱。孝道在孔子那里,大致不离人之常情,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明清以来提倡的孝道,则是片面强调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甚至教儿童牺牲自己,不近人情到了荒唐的地步。譬如“二十四孝”宣传的“郭巨埋儿”、“曹娥投江”、“割股疗亲”、“王祥卧冰”等,已经失去了孝道传递的爱的真谛,叫人感觉毛骨悚然。鲁迅讽刺这些故事是“拿肉麻当有趣……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再譬如儿童启蒙书《弟子规》中写道:“亲有过　谏使更　怡吾色　柔吾声　谏不入　悦复谏　号泣随　挞无怨”,要求儿童完全放弃个性,成为家长的附庸。习总书记在视察孔子研究院时说: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要深入研究阐释,根据国情、形势变化的需要,界定、借鉴和扬弃。如‘孝’的观念,孝是应该的,现在如何孝,如何体现?在现在社会‘忠孝节义’、‘仁义礼智’怎么体现?”解答这些疑问需要长期的、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但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我们要努力去除传统中那些窒息个性,妨碍创新,不利人全面发展的糟粕。

　　第三,弘扬传统文化要注意吸收科学精神。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是它的伦理思想和修养方法,也就是“尊德性而道学问”。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宝贵财富,譬如习总书记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遵循,抛弃这些传统思想,社会就可能陷入价值混乱。我们曾经试图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教训是惨痛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品尝这个苦果。在认识传统文化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到传统文化固有的缺陷,不能什么东西都“古已有之”。对比古希腊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在科学精神方面。中国的圣人孔子全部学说都是人伦道德,不涉及任何自然科学。古希腊的圣人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科学家,它在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近代科学在欧洲勃兴,是有其文化渊源的。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可以说是戳中了中华文化缺陷的要害。即使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去抵制那些打着国学旗号的愚昧迷信。中国民间有一个现象——过几年就出几个“大师”,他们或者包治百病,救苦救难;或者精通周易,助人逢凶化吉。而这些大师被一再证明是骗子,但上当受骗的总是前赴后继。尤为可悲的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烧香拜佛,打卦问卜,不问苍生问鬼神,精神世界乌烟瘴气,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国民缺乏科学精神。

　　(作者：王经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