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山村档案馆，《人民日报》为何用整版报道？

6月14日的《人民日报》14版整版刊发文章《小村档案馆 见证变迁留住根》报道了山东沂蒙革命老区临沭县朱村的档案馆。为何如此“大费周章”？读完文章不难发现， 档案馆里收藏的会计、土地、文书、组织等10类7000多卷（件）档案，不仅记载了革命老区小村庄的巨变，更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迄今的历史轨迹。

改革是山村档案的主线。从密密麻麻记载着村里农业税的账本到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简单的会计报表，再到取消农业税后，记录着朱村领取国家农业补贴的账本，再到帮助朱村打赢“民告官”官司的土地确权存根，还有土地流转拿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农村改革的“证据”，也记录了山东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创造的宝贵经验，在这背后的“基因密码”就是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降，人间万事靠奋斗。 档案馆里陈列的奖状记录中，有两位省劳模！一个是1959年，朱村小麦大丰收。第八任村支书王经选因此被评为山东省劳模；2011年任村支书的王济钦带领朱村群众发展现代农业致富，2013年11月，朱村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王济钦被评为山东省劳模。“朱村的奖状和书，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

基层组织强不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乎党心民心。 在朱村，基层组织　“三会一课”制度坚持37年，“党员大会每月的月底召开一次，主要总结检查一月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和一月来的工作，部署下月工作计划。”夯基垒台，久久为功，方能结出累累硕果。朱村为什么能长期保持先进？正是因为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基层组织队伍并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基层党组织离群众最近，与群众联系最直接、最经常。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改革开放每一项政策、每一个举措上，体现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变化上，这个山村纪念馆就是一个鲜活例证。

新闻多一点：

人民日报6月14日报道

走进沂蒙革命老区临沭县朱村

小村档案馆 见证变迁留住根

（人民眼·村庄里的70年·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人民日报记者 徐锦庚 王沛

麦收时节，遍地金黄。一条人工河，风光旖旎，分沂（河）入沭（河）。两侧杨树林，密密匝匝，洒下斑驳光影。记者在林间穿梭，宛如行进在画中。

画的尽头，就是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的朱村。

朱村是个“红色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工作、战斗过。1940年初，八路军的两支队伍进驻朱村，村民腾房子、筹军粮，朱村成为堡垒村。1944年除夕，日伪军突袭朱村，一一五师老四团“钢八连”官兵闻讯赶到，浴血奋战，保卫了朱村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打那时起，每年大年初一，乡亲们都要把第一碗饺子捧给烈士。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来到朱村，观看这个抗战初期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史展，了解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总书记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岁月留痕，留下了历史。朱村建成了山东省第一个村级档案馆，分门别类，收藏了会计、土地、文书、组织等10类7000多卷（件）档案，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迄今的历史轨迹。

近日，记者走进朱村档案馆，透过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仿佛穿越时空，寻觅到了朱村人拼搏奋斗的精神源泉，也看到了一个革命老区小村庄70年的巨变。

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多予少取放活，乡村好戏连台，“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

王经臣今年70岁，皮肤黝黑，满头白发，走起路来，脚底已经沙沙作响，提起村史，却如数家珍。

朱村曾属郯城县，后归临沭县。说起来，朱村有些“名不副实”：全村无一户朱姓，近九成农户姓王。明朝正德十五年，胶州人王随迁徙到此，娶妻定居，繁衍生息，终成望族。因村东沙丘被道路环绕，呈九龙戏珠之势，得名“珠村”。后因村民崇尚朱子哲学，改为“朱村”。

王经臣早年务农，改革开放后，从事个体经营，1998年赋闲在家后，东奔西走，搜集村史和抗日战争相关史料，2012年参与村史馆筹建，成为义务讲解员，人称“王馆长”。

走进朱村档案陈列展室，王经臣来到一个展柜前，指着5张皱巴巴的纸条，神色得意，“这个物件，不少来参观的人都说没见过！”

5张纸条，抬头名称为“上忙执照”，有的已残缺不全，字迹也有些模糊，依稀可辨“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为征收钱粮给发执照事今据，王淳完纳咸丰六年地丁银”等字样。“这是清朝的农业税票，那时的农业税称为地丁银。”王经臣介绍。

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1951年，朱村第一次将地亩产量登记入簿，改变了以前估算产量和赋税的历史。

从现存账本看，朱村的完整记录始于1953年。从那年起，朱村的粮食生产、分配预算决算方案、征购粮、农业税等收支分配账，被几代会计忠实记录并妥善保管下来。比如，1956年，朱村粮食总产量28.08万公斤，交公粮2.72万公斤，包括小麦、谷子、稻子、花生等；缴纳农业税4732.76元。

王经臣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地产出率低，小麦亩产只有两三百斤，一年只种一季。很多人以地瓜、野菜、树叶为主食，少年时的他，吃不饱是常事。1961年、1962年，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朱村免交公粮和农业税。

朱村的户口档案保存完整，这些档案始于1958年7月7日，每户一页，登记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等信息。

记者查到，一个叫王朱建的村民，给孩子取名为大米、小米。“起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孩子有饭吃、别饿着。”王经臣说。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到了70年代，村里小麦和秋玉米、高粱轮作，粮食大幅增产，王经臣们终于吃上了饱饭。1975年，朱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0.96万公斤，征购公粮4.67万公斤，缴纳农业税3939元。

进入80年代，小麦已经成为农民的主粮，地瓜、玉米等淡出餐桌。交粮也不愁了，1982年，朱村粮食总产量109.25万公斤，征收任务为3.3万公斤，实际缴纳公粮11.65万公斤、农业税4635元。

1983年起，已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朱村，公粮任务也按照承包人口分配到户，村里只负责发任务通知单，需农户自行到粮管所缴纳公粮，可以多交，不能少交。多交部分，国家按议价粮付款。富余部分，农民也可以拿到市场买卖。“从这年起，朱村的会计报表就简单多了，村干部的担子也越来越轻。”当过生产队会计的李广茹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16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多项重大涉农政策密集出台，力度大、覆盖广。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翻阅着老账本，李广茹感慨万千：“现在种地不但不再交税，还要倒补哩！”到2016年，朱村每年种植小麦1287亩，国家补贴每亩每年125元，良种补贴每公斤1.34元，农用柴油每亩补贴10元。“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李广茹笑着说。

一份土地档案，打赢了一场官司；一颗“定心丸”，焕发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咚！法槌在桌子上清脆落下。

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胜诉！2001年，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垂头而归。

因为非汛期蓄水，造成农田被毁，朱村粮食绝产。案子成败的关键，是朱村的一份土地档案。

1951年，一项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在沂河和沭河之间实施：开挖“分沂入沭”水道，实现沂、沭河洪水东调南下，缩短入海距离，统筹解决鲁南、苏北洪水出路。

但是，这项工程却让朱村遭遇一次大灾。1998年4月，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的一次蓄水，导致朱村近千亩粮田被淹，小麦绝产，殃及全村1/4人口。

多次调解未成，翌年秋，朱村将沂沭河管理处、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告上法庭。

法院一审判定，由沂沭河管理处、大官庄水利枢纽闸管所负全责，被告方不服，认为“涵洞漏水是工程质量问题，不应只是管理单位的责任”“其中被淹的200多亩，不是村民的土地”，提起上诉。

二审开庭，一本《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拍在桌子上，“不是我们的土地？看看我们登记入册的房屋土地确权凭证！”朱村农民理直气壮。

对方捧起凭证，翻来覆去看了个遍，而后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份土地确权存根，填于1952年1月7日，竖式排版，毛笔书写，小楷字工工整整，每户一页，装订成册，共有8册。其上户主姓名、人口和土地亩数、坐落、种类、四至、长宽尺度以及房产四至信息一目了然，十分详尽。这些存根的原件，保留在每户村民手中。

一份土地档案，打赢了一场官司。“存档在朱村成了一件大事，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哩！”王经臣喜不自禁。

这份土地确权凭证，是1951年根据当时的土地改革法精神，按人口统一分配土地的原则，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确保全村人人都获得了同等的土地。当年12月，全村所有农户都领到了这样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这也意味着朱村土地改革工作全面结束。1955年开始，朱村人以土地作股，先后加入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小岗村走向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始终是农村改革的基本遵循。1982年底，朱村彻底实现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还可以自由买卖，农民生产积极性迸发。

包产到户，土地分配公平公正是关键。为确保公平，第一轮承包到期后，1992年，朱村又按照宅、田、场、园统算的原则，再次调整土地，使分配更为合理，也为后来的土地流转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利益，1997年，国家出台政策，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承包期30年不变。

现在，朱村每家又增添了一个新本子，红色封皮，烫金字体，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家户户小心翼翼收藏。

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农民外出打工渐成常态，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但是，承包地被大户、企业流转了去，自己的土地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心里难免犯嘀咕。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尝过了土地确权的甜头，朱村村民纷纷拍手叫好：自己的承包地流转出去，再也不用担心“丢”啦！

在这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包含了承包人信息、地块名称、编码、四至以及是否基本农田、承包期限等详细信息，白纸黑字的法律凭证，给了农民十足的底气：有了本本，农民即使进城买房落户，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能得到保护。

近年来，朱村的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村民不仅每年可获得一亩地1000元的流转租金，还能在园区上班当工人领工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让农民吃了颗‘定心丸’，心里踏实着呢。”村支书王济钦表示。

朱村的奖状和书，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

档案陈列展墙上，挂着几张奖状，其中有张特别养眼。

奖状名称是《小麦丰产奖状》，上书：“奖给一九五九年小麦丰产先进单位郯城县曹庄人民公社朱村生产队”。颁发单位是“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落款时间是1959年9月12日。

字体飘洒圆秀，筋骨峭拔，是舒同体。记者猜测，这是集舒同的字体印刷的。

“哪里！”王经臣大笑，“这是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亲自写的！”

真是被毛泽东称作“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的舒同写的？记者赶紧凑近细看。没错，有毛笔手书的痕迹。

当年，朱村小麦大丰收。第八任村支书王经选因此被评为山东省劳模，去省城济南领奖时，带回了这张奖状。

“北京来参观的好几位专家教授都说，你们这奖状可值钱啦。”王经臣津津乐道。

其实，王经选从省里带回的，不止这一件“宝贝”。

2014年正月初六，临沂鹅毛飞雪，天寒地冻，几个人冒雪前行，匆匆赶到朱村。

见到王经臣，他们急切地说：“我们是市委组织部的，来借一本书。”

书？王经臣有些诧异。

“对，1959年《山东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典型材料》。”来人解释道，“现在临沂仅存你们这一本了，要抓紧留档保存。”他们借走书后，复制了一本，又将原件完璧归赵。

这本书，现在摆放在档案陈列展柜里，比砖头还厚，内页纸张粗糙，打眼装订，用线穿起来。书中，收集了当年全省207个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参会人员各得一本。

说起朱村所获的荣誉，王经臣用手一比划，“朱村的奖状，有厚厚一摞哩。”仅1959年至1960年，朱村就3次受到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表彰。朱村的奖状和书，连同那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史，都被妥善保存在档案馆中，“这是朱村人心底最深沉的力量和精神源泉。”王经臣说。

当年，为了“分沂入沭”工程，朱村土地变得凹凸不平，农业生产甚至出行都备受困扰。但村民们就像当年支持八路军一样，支持工程建设，不等不靠不埋怨。随后，朱村群众一头扎进农活里，填土方、修河堰，整田造地，用挖河的弃土，将村前村后的废旧洼地填平，并将挖河培堤时零星占压毁坏的土地恢复整理，硬是造地400余亩。

2011年，王济钦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就是修建朱村档案馆，重建朱村抗日战斗纪念园，让“钢八连”的故事流传下去，让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代代传承。

多年来，这一精神力量已经在朱村人心中生根发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迸发出新的活力。

农闲时，朱村人多到周边县城打工，靠着勤劳的双手，增加收入。走得最远的一户到了新疆，在当地干建筑承包，还有两三户通过做服装、家电生意，后来成为富户，资产千余万元。

2012年开始，王济钦通过土地流转，先后种植近千亩葡萄园和梨园，建成朱村现代农业示范园，亩均收入最高达到2.4万元。今年，还有一家外地服装厂来村里投资，目前已经投产。

这些年，朱村所获的荣誉，从省级走向国家级：

2013年11月，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2016年11月，被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2018年1月，捧回“全国文明村”牌匾。

2013年，王济钦被评为山东省劳模。现在，他又有了新蓝图：继续挖掘现有的清代民居、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旅游资源，保护传统村落，传承红色基因，让老百姓过上更红火的日子。

“三会一课”制度坚持37年，“夯基垒台，久久为功，方能结出累累硕果”

朱村为什么能长期保持先进？记者向王济钦讨教。

王济钦沉吟片刻：“关键是基层组织建设得好，有一支过硬的队伍。”

早在1939年春，朱村就成立了党支部，是临沂市最早成立党组织的村庄之一。创始人王经奎，是首任村支书，1941年任滨海军区临沭独立营二连连长，1946年奉命组织率领干部工作连支援东北，行进途中遭敌突袭，为掩护同志，英勇牺牲，年仅33岁。在陈展室墙上，挂着8位烈士的简历，他们有的血洒抗日战场，有的献身解放战争，牺牲时最大的33岁，最小的仅19岁，还有一位25岁的女性。

朱村党支部抓党建从不含糊。从60年代起，朱村就开始建组织档案。档案馆里，历年来的组织建设登记表、支委会意见草案等记录十分完整，装订简陋的党员考评登记表、点名册一应俱全，基本情况清清楚楚，均用毛笔工工整整誊写。

一份手写的《关于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的意见》，吸引了记者目光。这份《意见》写于1982年12月30日，“党员大会每月的月底召开一次，主要总结检查一月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和一月来的工作，部署下月工作计划。党的支部委员会每月的28号前召开一次……党的小组会议每月20号左右召开一次……每月初上一次党课……”

王济钦说，除了农忙季节，“三会一课”制度一直坚持至今，现在更规范。

80年代，普法工作在全国铺开，朱村一些人不以为意，推三阻四，不愿参加教育活动。如何吸引他们来听课？村党支部动起了脑筋。

当时，村里有两座砖窑厂，经济效益不错，集体年收入五六十万元。村里拿出2000多元，托人从辽宁锦州搬回一台大彩电，浩浩荡荡，敲锣打鼓送到村部会议室。

那时，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村民们眼睛都瞪圆了。每天晚上，只要电视一响，不用通知，村民把饭碗一撂，呼啦啦坐满一屋子，挤不进屋的，就在窗外踮脚伸脖。待到人齐了，“吧嗒”一下，关掉电视，开始普法。讲完后，继续看电视。时间一久，村民们对普法课听得津津有味。

细雨润无声。这些普法真起了作用，朱村曾经连续7年无刑事案件，被县里评为文明村。

后来，这台彩电还被用来播放党建录像带、碟片等，成为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

“夯基垒台，久久为功，方能结出累累硕果。”王济钦说，朱村近些年每年都会发展三四名党员，全村现有党员84名。

“我写了很多次入党申请书，一直没有实现愿望。2016年67岁时，终于入党了！”王经臣脸上写满自豪。

记者：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