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根据地如何打赢“财经战争”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大战略区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抗战结束时，山东根据地中共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山东根据地拥有正规部队27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近200万人，作战2万6千多次，歼灭日伪军53万余人，解放了80多个城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作为华北敌后战略基点的山东根据地，能够持续不断地坚持8年抗战，并对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展及其日趋壮大和稳固的经济基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财经工作与抗战中心任务紧密结合，是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并持续壮大的物质基础

　　山东抗日斗争发展的第一阶段是1937年10月至1940年7月根据地建立时期，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动员各阶层民众，建立武装，分区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并扩大活动基地，打开在山东坚持长期抗战的局面。财政经济工作亦由此展开。山东八路军部队和党政群团一方面着眼于解决机关、部队的供给，一方面着眼于动员群众，减轻群众负担，初步建立了财粮机构，实行废除苛杂，以临时募捐摊派、“打资敌”为主要方式的征集制度，并开始组织贸易、进行生产，基本保证了党政机关和抗日军队的物资供给，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山东站住了脚跟。

　　第二阶段是1940年8月至1943年8月根据地坚持时期，中心任务是不断明确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在敌我友三角斗争环境下取得优势，克服日伪军“扫荡”和顽固派摩擦带来的困难，积蓄力量，熬过时间，保持并进而扩大根据地区域。为此，要求财经工作能够更大规模地展开，以便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和“以战养战”的计谋，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物质基础。自1940年省战工会成立后，以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实行统收统支、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为中心，展开了制度化、正规化的财经工作，逐步完善各级财粮机构和征收公粮田赋制度，建立财政收支、预决算制度，扩大“北海银行”分支机构，开展“排法(币)禁伪(钞)”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初步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恢复发展各项手工业，奖励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支援中央和加强各根据地间经济联系，壮大在残酷环境下的经济基础。

　　第三阶段是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根据地巩固和大发展时期，中心任务是以我为主，灵活机动地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进一步确立优势，不失时机地向日伪军展开主动进攻，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阶段财政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面反攻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调整和完善合理的财税征收制度，进一步实行统一收支及严格预决算制度，争取收支平衡，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财源，以保证军需民用的供给;对敌货币斗争取得胜利，统一的货币市场形成;工商管理和贸易斗争成效显现，根据地市场联系加强，工商税收占比大幅度提高;“减租减息”运动在山东各战略区广泛深入展开，广大农民负担减轻，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党政军民大生产运动不断深入，“精兵简政”、生产节约、“公营工业”和生产合作社蓬勃兴起，有效供给使根据地生存发展条件大为改善，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

　 　根据地成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并打赢了同法币、伪币之间的“货币战争”

　　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是在敌占城镇和交通线、我占广大农村的环境下展开的。

　　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所建立的队伍，依据募捐筹款、没收汉奸财产等形式解决给养，走到哪里解决到哪里。待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增加、活动区域有所固定后，便需改进形式扩大范围。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负责部队财政工作的供给部下设有粮秣科、会计科和军需科。同时，中共山东分局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适时提出工作方法、步骤。随着机关部队人员逐步增多，自筹自用、就地解决的办法已不适用，便采用成立募集队分散至各地进行筹粮募捐，以八路军的名义要求地方政权划定筹集地区或批条子指定地区筹粮。部队也在募捐活动中，加深了对财经工作的认识，为以后财粮收支制度的制定积累了经验。并且，随着对发动民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认识的深化，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开始建立政权，设立上下统属的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伊始就重视改善农民的生活。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救济灾民难民，废除苛捐杂税，以此调动起农民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获得充足的兵源和战争所需的经济物资供给。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与敌经济较量过程中，还在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上取得巨大成绩，在各敌后根据地中形成特色、颇具影响。抗战爆发后，山东敌后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法币，另外还有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地方部队发行的五花八门的土杂钞，种类之多达数十种。无论是敌占区还是游击区法币都占有优势。根据地的北海币也只是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对法币实行排挤政策，一方面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币以取代法币，一方面将大量法币向国统区和根据地排挤。法币的疯狂流入，造成根据地大量物资被廉价抢购，必需品输入受挫，同时造成物价飞涨，北海币币值和信誉下降，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给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带来严重困难。为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实施驱逐法币、使北海币独占市场的政策，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货币斗争(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5月至12月，因环境条件限制、政策不明晰和执行不彻底等原因未能达到目的)。省战工会以滨海区作试点，于1943年7月1日起停用法币，分两期向北海银行兑换，或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停用法币后，加强边沿缉私，查禁法币黑市交易，同时设立经常性的兑换所，商人凭政府出具的证明可用法币兑换本币，也可用本币兑换法币，以利于正当输出入贸易。1943年9月滨海区货币斗争取得巨大成效，内地市场已无法币踪迹，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从此结束，本币成为市面上唯一的流通工具。是年有原作为北海币发行准备金的几亿元法币排挤出山东根据地，换回了同等价值的敌占区物资，极大地改善了抗日军民的物资供应。1944年下半年滨海、鲁中、鲁南三地区实现了本币的统一流通，1945年8月山东根据地五大战略区实现了本币的统一流通，北海币占领了全省市场。

　　停用法币后，法币、伪钞的流入完全由政府掌握，根据地剩余物资的输出已不可能成为引入大量法币的祸源而导致内地市场物价的波动，从而为掌握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对敌贸易斗争提上了日程。省工商管理局抓住停用法币的有利时机，在贸易政策上作了新的调整，明确规定对外贸易实行管理、内地贸易实行自由的原则。采取统制自给有余、且能组织大量输出，同时又为敌人所需求的重要物资，由政府授权工商局及所属之公营商店实行专买专卖，争取高价输出、低价输入，造成贸易出超的有利局面，以便增加财政收入，调剂外汇供求，用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等经济手段来支撑货币斗争。当时主要是掌握食盐、花生油等重要物资。敌人为从根据地获取食盐和花生油，不得不付出高代价，将其严格控制输出的军工器材和民用必需品以低价卖出，根据地就从低价输入、高价输出中获得了巨额利润。1944年贸易纯利达6000万元，不仅以巨大的经济力量支持了货币斗争，而且使民主政府有能力以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建设，增强了经济活力。

　　 根据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专业人才，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相结合，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抗战八年山东根据地在正确认识财经工作的特点和总方针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探索经济活动规律，推动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从三个阶段的情况来看，初期主要抓了财政工作，通过募捐摊派解决机关部队的供给，适当兼顾人民负担，带有根据地建立之初难以避免的临时观点。中期的前半段(1942年春以前)仍主要抓财政工作，建立制度，开始进行统收统支，同时更多地注意减轻群众负担。后半期，则明显加强了经济工作，强调扶助群众发展生产，进一步开拓财源。后期财政与经济一起抓而以发展生产为主，按照货币斗争、贸易管理、扶助生产、保障供给工作时序推动经济建设，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得到全面贯彻。由于对客观经济活动的认识不断加深，财经工作中长期感到棘手的一些问题，此时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进一步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1940年7月至9月，山东各界抗日团体召开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战工会内设财政经济组(翌年改称为处，并分为财政、经建两处)，专管财经工作。从省战工会成立到1943年9月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进入全面开展的新时期。

　　财经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较强，需要一大批具备一定业务知识的专门人才，加强财经队伍建设便成为根据地十分迫切的任务。省战工会成立当年，即培养财经干部60余人。1941年6月省战工会决定创办财经学校，7月提出重资聘用专门技术人才，各行署开办农林、工艺、纺织、造纸等各种专门职业学校，培养专门人才。1942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决定设立华北财经学校二分校，培养县以上财经干部，各地区自行开办短期训练班，培养县以下财经干部。同年9月省战工会还颁布关于公营企业技术人员待遇的决定，对于技术人员给以较高的薪金，实行年功加薪制，并对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在财经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和深入广泛之时，山东根据地缺乏高层级财经干部的问题显现出来。1942年底，时任抗大华中分校训练部长的薛暮桥路经山东，山东分局、115师主要负责人朱瑞、罗荣桓、黎玉希望其留下帮助工作。此后六年薛暮桥一直主持山东财经工作。薛暮桥等主抓财经工作的一班人从调查研究入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根据地财经工作开拓出新的局面，“减租减息”、农业税征收、货币斗争、工商管理、劳动合作化、公营行业创办等项工作均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从而掌握了对敌经济斗争的主动权。各级政府破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尊重知识，多方延揽人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加强思想作风和政策方针的教育，对党外人士不排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据统计，1944年秋，山东根据地共培养干部12000余人，其中财经干部占很大比重。到1945年山东全区财政干部和工作人员已达8000人，为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

　　1943年10月，为统一领导根据地工商事务、增强市场调控能力，省政委会决定成立工商管理局，各战略区亦相应设立。作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除拥有筹集、采办、生产部队和抗日政权所需各种物资职权外，同时还掌握着新发本币的半数，用于吞吐物资，稳定物价。工商管理机构上下分级设立，直至中心集市、边沿要道，形成辐射广泛的网络。同时改变此前多头管理的状况，将政府系统的经建科、税务贸易管理局、交易所、纺织局、盐务署、银行兑换所、矿务局等部门一律撤销，统归工商局统一领导。负责范围包括工业生产、贸易管理、货币金融管理、税收缉私、合作事业，涵盖财政经济诸多领域。工商管理从把握敌占区、根据地经济动态出发，遵循客观规律，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控，调剂供求，平抑物价，达到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对敌斗争，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和雄厚，为抗日大反攻和此后的进军东北奠定了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北海币统一市场，以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相结合的手段开展工商贸易，并进而凝练出的“物资本位制”的货币、物价思想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