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教育：即使送孩子读书 也支持“读书无用”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明星村，小学生正走过一座石板桥去学校上学。CFP供图(资料图片)

　　□对多数不能升学的底层孩子而言，与其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不如告诉他们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更弱”的教育现实，使绝大多数底层群体早在中考前就已经和重点大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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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

　　一方面，家长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

　　 “邻村”幼儿园：可有可无的教育场所

　　早期的儿童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这段时间，儿童正逐步形成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意识，这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步。然而，第一步对于不同的儿童来讲差异甚大。在城镇中，特别是大城市，儿童被送入学费昂贵的幼儿园接受有专家指导的正规早期教育。

　　一项对3000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贫困的美国黑人)表明，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处在优势地位：他们很少被分到特殊班或补习班，很少有学生因成绩差而被留级；接受过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孩子在随后3年的标准比奈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儿童高；他们保持着更强的“成就取向”，也倾向于培养比自身还要高的职业志向。

　　然而，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家长相比，底层农村社会中的家长却在送孩子入幼儿园上发生了困难。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很多农村家庭持有这样的观点：

　　第一，诸多底层家庭认为幼儿园就是一群孩子玩的地方，可上可不上，何况家里有剩余劳动力，或自己带，或给父辈亲戚带，更能保证安全；

　　第二，幼儿园的学费普遍较贵，这是一笔不用浪费的支出，何况每天还要接送孩子，费时费力。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社会学前教育发展的自身困境。

　　一方面，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幼儿园在2001年到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9%，其中，城镇幼儿园和县镇幼儿园年均增加率分别高达6.76%和5.86%，但农村幼儿园年均仅增加1.02%。再从2010年到2011年的全国数据来看，在城市和县镇幼儿园绝对增长数纷纷过万的情况下，农村幼儿园却锐减了12904所。2011年，全国4～6岁幼儿人数中，农村占56.91%，可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却仅占全国的35.19%和33.75%。农村幼儿教育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非常紧缺，以全国数据为例，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2001到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4.86%，这远低于城市和县镇的10.75%和9.51%，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大规模减少的现象。

　　因为专任教师的紧缺，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四川芥县被淘汰下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转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他们没有经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学前教育培训，只能给农村幼儿讲授小学中的各种学科知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由此可见，这些留守的底层群体从起跑线处的学前教育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阻滞因素和现实困难。

　　 就近入学：公平还是不公平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来自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一直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腿部有残疾的叔叔和妻子在家务农，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