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特色性标志：徐渭和朱耷皆以“狂”出名

　　徐渭的“狂”是两种不同内质的体现。一种是才子的狂，一种是疯子的狂。才子一般都会有些狂，如诗人李白。杜甫写过一首《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犹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反衬了李白的才，也昭示了才子们因才而狂的悲剧命运。还有那个徐渭在《四声猿》里激赏、自比的“击鼓骂曹”的才子祢衡，史称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这和徐渭“恃才傲物，不拘礼法，愤世嫉俗，孤僻偏执”的性格多么相像。据说他有才而屡试不中的因素之一，是他答卷时恃才逞气的结果；他在胡府做幕僚时也因不拘小节和傲视权贵的倨狂，而引起官场某些人的“畏而怨”。 狂，是才气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徐渭诗书画皆精，特别是他的文学成就更是卓尔不群，写有《四声猿》剧本，令当时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击赏不已：“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但他的这些成就再高，在当时也只限于他所在的小圈子，博得几个知音欣赏而已。这只能让他聊得慰藉，根本不能平复他奔赴主流价值体系的激荡心情。徐渭不仅有抱负，而且抱负很大，他是要做济世安邦的栋梁之才的；在儒家的道统里如他被喝彩的这些文艺才能，在中华文林里只能算株奇花异草而已，这怎能让他甘心？所以徐渭是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等技艺上“积极修行”的，虽然他“最终”的价值还是体现在绘画上的开拓性，而成全他这番作为的，恰又是他的这种天纵之才和特异个性。
　　另一种狂，是他在胡宗宪案之后，害怕受牵连，精神极度紧张导致崩溃，采取斧击、穿钉、碎肾等手段自杀，“九死而九生”。这是一种狂疾，日后受刺激又多次复发，并因此误杀继妻，酿成更大的人生悲剧。这种狂与思想、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但主要是一种生理上的病态。这种病态反映在艺术中，也就不同一般。在这点上，他与后来的荷兰画家凡·高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