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愿麦田多打粮

惟愿麦田多打粮

——追记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上)

　　▲　2006年5月24日,余松烈(前左三)与农民、学生考察小麦试验田。(资料片)

　　　▲　余松烈在观察小麦穗粒情况。(资料片)

　　2016年4月20日,他逝世的消息传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山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发唁电或送花圈表示哀悼。

　　遗体告别仪式那天,他的同事们来了,他的学生们来了,几十名农民从数百里之外的滕州、平原等县市也赶来了,送别这位为我国小麦生产和粮食安全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人——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

无奈的选择,

六十年的专注研究

　　梳理余松烈的一生,可以看到,正是他早年的一次无奈选择,决定了他坚守终生的农业教学科研领域。

　　1921年3月13日,余松烈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一个商人家庭。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准备上高三的他跟随家人躲避战乱,辗转江苏、浙江,于1938年春天抵达上海。失学的余松烈,当时想“只要有学上就行”。那年秋天,他进入上海私立致用大学农学院。由于学籍问题没有明确,后来他又考入迁到上海的南通学院农科。同时晚上到致用大学农学院补习学校听课,学习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肥料学等课程。这所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回国的留学生,知识渊博,课也讲得精彩。余松烈被深深吸引住了,成绩优异。

　　当时在上海,这所学校没有实践基地,学生们无法参加农业实践。恰好此时,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来上海招生,余松烈参加考试被录取了。1941年春天,他进入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读书。次年毕业之后,余松烈先到福建省立农学院任助教,后又返回私立福建协和大学,选修课程并担任助教。在协和大学的几年间,余松烈与老师赵仁镕合作完成了多项研究,论文发表在福建省立农学院出版的《新农季刊》等刊物上。

　　这时的余松烈已经喜欢上了农业科学,此后每当走到人生的岔路口,他都选择与农业有关的岗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与朋友在上海创办了上海新农出版社。1949年9月,28岁的余松烈辞去出版社经理职务,北上山东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农学院(即后来的山东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农学系任教。从此,他借助山东小麦主产区的优势,开始了对小麦高产理论和技术的探索研究,长达六十余年。

滕州蹲点,

奠定科研基础

　　在农学系,余松烈讲授遗传学、生物统计学、进化论等课程,直至“文化大革命”。他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小麦栽培和育种试验,1955年6月发表了两篇论文,1959年选育出“山农1号”“山农3号”两个小麦新品种。因成绩突出,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山东农学院最早晋升副教授职称的教师。

　　正当余松烈享受工作的快乐、踌躇满志搞科研之时,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他被集中到学校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幸运的是,他仍能以改造者的身份参加小麦试验工作,只是因手头缺乏育种材料,无法继续小麦育种了。于是,余松烈就在带领学生生产实习时,悄悄地搜集数据资料,结合在小麦高产地区的考察,研究总结山东省小麦高产县的丰产经验。他发表了《小麦高产途径及其理论基础》《小麦高产途径的商榷——兼论穗、粒、重的矛盾》两篇论文。

　　1974年3月,余松烈带领学生到滕县(现滕州市)龙阳公社进行生产实习。6月底,学生们返回了学校,余松烈却主动要求留在当地农村继续参加劳动锻炼。

　　1974年秋种时,余松烈来到滕县的史村。他指导农民对传统小麦栽培管理模式大胆改革。这次的“六改”,即:改换主栽品种“鲁滕一号”为“泰山四号”、改播种量较大为适当压缩播种量、改适时晚播为适时早播、改耧播为机播、改行距16.5厘米为行距19.8厘米、改重施返青肥为重施起身拔节肥。这“六改”不得了,1975年夏收显出奇效,史村820亩小麦获得大丰收,平均亩产提升到457.5公斤,引起轰动。要知道,当时滕县全县小麦亩产只有150公斤左右。

　　1975年夏收之后,余松烈总结史村“六改”经验,计划大面积推广。1975年秋天,在滕县县委领导的支持下,余松烈创办了“五七”农大。其中小麦班50人,学制一年。农闲时,学员们到山东农学院参加专业基础学习4个月；生产季节,学员们分阶段参加短期培训,由余松烈主讲小麦栽培、小麦育种、田间试验技术三门课程,其他时间他们回队参加小麦生产和试验。余松烈巡回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1974年至1978年,余松烈在滕县蹲点5年,带领农民学员们开展了几十项试验,取得科研成果15项。他回忆道:“这5年,是我一生最紧张、最兴奋和最愉快的时期。虽然生活比较艰苦,劳动比较繁重,但是收获很大。”

　　这5年,奠定了余松烈的科学研究基础。他围绕适合小麦生长发育的外部环境条件、麦苗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分析制约当地小麦高产的原因；他依靠当地农民科研队,有计划、有组织地全面安排小麦精播高产试验,不断完善并验证小麦精播高产的理论,在全面总结各个试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余松烈在滕县蹲点研究的新成果“冬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分析”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哲学思考,

确立研究方向

　　获奖后,余松烈带领同事和研究生,对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和技术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和大面积地开发试验。经过近五十年的试验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末,他提出了小麦产量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余松烈认为:“小麦亩产栽培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低产变中产(100至250公斤)是小麦亩产发展的第一阶段,中产变高产(250至500公斤)是小麦亩产发展的第二阶段,高产更高产(500公斤以上)是小麦亩产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每一阶段,影响小麦亩产发展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这是划分各个阶段的主要根据。在第一阶段,影响低产变中产的主要矛盾是小麦植株的生长发育与土、肥、水为主的生产条件的矛盾；第二阶段,小麦中产变高产,要处理好群体与个体这一对主要矛盾；第三阶段,要使小麦高产更高产,植株个体的内部矛盾可能是影响小麦亩产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源与库的矛盾)。正因为在小麦亩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提高亩产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因此,在不同阶段,提高小麦亩产的主攻方向、技术措施也不相同,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他分别提出了低产、中产、高产阶段影响小麦亩产发展的主要矛盾及解决途径。比如,在第一阶段,要加强土、肥、水的管理；第二阶段,要控制播种量,合理把握群体结构；第三阶段,要使小麦高产更高产,则需深入研究并处理好“源”与“库”这一主要矛盾。

　　为解决上述三阶段的主要矛盾,余松烈总结创新了“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为了顺利推广这一技术,他与有关科研单位合作研制出小麦精量播种机。这些技术和机械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为山东省及黄淮冬麦区小麦持续高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余松烈创立的小麦产量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价值有多大?在山东农业大学教授贺明荣看来,这一理论从哲学的高度,指明了小麦栽培学学科未来发展与研究的方向。在生产实践中,余松烈亲自解决了前两个阶段的问题,例如小麦产量与水分、肥料、光热的关系问题,小麦高产与倒伏的关系问题。

　　余松烈的学生,后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于振文,对小麦衰老的生理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创立了“小麦衰老生理和超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这一技术解决了余松烈在小麦产量三阶段理论中,提出的第三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对三阶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贺明荣认为,当前在生产上大力推广应用的小麦轻简化栽培技术、精播机械化技术、农技与农艺配套技术,都是在余松烈三阶段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完成的。

低产变高产,

论文写在大地上

　　余松烈常常告诫身边人:“小麦栽培研究,要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他始终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自己每个时期选择的科研课题都来自实践一线,都是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1997年以来,余松烈担任农业部小麦专家顾问团成员、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副团长兼小麦分团团长、山东省“三〇工程”小麦课题首席专家。他考察了山东省每一个小麦主产区,我国北方及黄淮冬小麦产区的河南、安徽、江苏、河北、山西等省,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考察中,余松烈发现,山东省的小麦精播面积呈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品种变了,用种量大；二是实行土地承包制,农民的认识水平不同；三是秸秆还田比较普遍,过去的小麦精播机作业时拥草拥土,播种质量不稳定,已经不能适应精播高产的要求,亟需对原来的小麦精播机进行改进创新。

　　余松烈和他的助手董庆裕与有关企业合作,经过五年反复试验和改进,研制出小麦宽幅精播机,总结出小麦宽幅精播高产的理论与技术,2006年开始推广使用,把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推向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新阶段。目前,这些技术和机械已经推广到山东省内各个小麦生产重点县,并在江苏、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大面积应用。

　　按照“大田出题目、小田做试验、小田指挥大田”的科研思路,余松烈逐步制订出各个时期小麦高产攻关的目标。在他的理论指导下,滕州市级索镇千佛阁村做小麦高产试验,2009年夏季获得成功。山东省农业厅组织专家对该村10亩高产攻关田中的3.46亩小麦实打验收,亩产高达789.9公斤,创造了当时我国冬麦区亩产最高纪录。

　　此后,余松烈又把小麦高产攻关田的目标上调到亩产800公斤。

　　2011年6月1日,90岁高龄的余松烈来到泰安市岱岳区马庄大寺村,考察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攻关田,听取测产情况汇报。当听说测产的理论数值达到亩产820公斤时,余松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希望通过实打,突破亩产800公斤的目标。然而,由于后期麦田遭受干热风等因素影响,亩产未能突破800公斤,留下了遗憾。

　　进入2012年3月,躺在病床上的余松烈身体日渐衰弱,感到已不能亲自完成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月底,余松烈写信,把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书记赵延兵和他的学生、小麦栽培专家王振林叫到病床前,嘱咐他们继续搞好亩产800公斤高产田创建工作。

　　2014年,余松烈住在泰山疗养院,饮食靠鼻饲,行动靠轮椅,神智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他清醒时,有同事和学生来看望他,他就与来人谈论小麦高产创建的事情,来人走了,他依然处于兴奋之中,到了晚上觉都睡不好。科研助手董庆裕来看他,他就嚷嚷,让董庆裕和他一起下地去看麦子。

　　令人欣慰的是,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在余松烈93岁高龄时实现了!2014年6月18日,农业部组织专家,对山东省招远市辛庄镇马连沟村3.14亩小麦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打,亩产达到817公斤,刷新了山东省冬小麦亩产纪录。该村采用的栽培技术正是余松烈创立的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2016年麦收时节,山东各地又频频传来捷报:菏泽曹县、淄博临淄区、烟台莱州三地小麦高产攻关田亩产分别达到808.5公斤、812.7公斤、828.5公斤,创造了鲁西南、鲁中、胶东小麦高产最高纪录。这些高产创建田,所采用的技术也是余松烈创立的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16年,67年来,中国冬小麦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几乎都增长了10倍。其中余松烈创立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起了关键作用。如今,他培养的小麦栽培人才队伍,以及他创立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依然在我国小麦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余松烈走了,绿油油的麦田里,再也看不到他忙碌的身影了。令人欣慰的是,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已经实现,小麦栽培研究后继有人。一生牵挂麦田、期盼多打粮食的余松烈,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胸怀大爱　情洒人间

——追记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下)

        培养人才——    

他是科学研究

的领路人

　　贺明荣是余松烈的学生。他坦言:“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过余先生的课,第一次听大部分没有听懂。他是浙江省慈溪县人,地方口音太重。”后来,贺明荣逐步了解了他的科研成就和他在国内作物栽培界的学术地位,慕名报考了他的博士研究生。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多,对他逐步熟悉起来。余先生指导研究生做论文,不像有的导师那样大包大揽,他只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议,点拨点拨,至于研究生选什么课题、怎么做,都需要自己动脑思考和具体设计。这样能够锻炼学生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

　　李向东是我国第一位花生栽培研究方向的博士,科研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读博士时的导师也是余松烈。“余先生知道我以前做过一些花生栽培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我做博士论文前,余先生对我说,我建议你研究花生的衰老机理。”余先生这几句话,坚定了李向东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信心。内行人知道,花生属于无限生长型的作物,正常情况下不存在衰老的问题。四季分明情况下,到了秋末,它才衰老。而研究花生的衰老机理,是个全新的课题。正是沿着这个研究方向,李向东大胆创新,实现了新突破。

　　还有一件事,李向东记忆犹新。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写成了,不巧余松烈生病,住进了医院。李向东带着论文初稿去医院看望余先生,说起论文的事情。李向东说:“老师,您安心治疗,我找其他老师修改就行。”余先生说:“你放这里,我身体好转了,就给你修改。”第三天,余松烈捎信来,让李向东去医院拿论文。李向东打开一看,论文初稿上,密密麻麻,修改了许多地方,这让李向东十分感动。

　　从1979年参加工作,到2013年退休,田奇卓一直在余松烈的指导下从事小麦栽培生理研究与技术推广,长达三十多年。他讲述了一件事,2003年,余先生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且老伴去世不久。余先生提出,要召集作物栽培教研室的同事们写书,总结小麦栽培生理的研究过程及其成果。刚开始,大家不同意,说:“您这么大年纪了,歇歇吧!这件事,我们以后做。”余松烈坚持要写书:“趁我身体尚好,大脑还清楚,抓紧时间写出来。”他亲自拟定了专著的框架和目录,安排人员分工。经过一年半加班加点的劳动,专著《现代小麦栽培科学及其发展展望》一书写成了。这本专著洋洋大观,共有47万字,2004年顺利出版。它不仅总结出精播、超高产、旱地、稻茬、地膜覆盖和间作套种等6套技术体系,还明确了小麦栽培学的任务和13项科研原则,为今后的研究和生产指明了方向,后来获得山东省优秀图书奖。

　　多年来,余松烈还主编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作物栽培学》《田间试验方法》《冬小麦的栽培》以及学术著作《山东小麦》《中国小麦栽培理论与实践》等,发表论文五十多篇。他的科研成果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六十多年来,余松烈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小麦栽培学家于振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余松烈作为山东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率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建立了农学博士后工作流动站,培养出一批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他带领这支学科团队,自1986年以来,招收并培养了来自北京、江苏、河南、安徽、吉林、四川、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博士生、博士后53人。

　　余松烈培养的这些学生,现在分布在中国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农业管理部门和基层推广单位。这些学生深谙余松烈学术成就,深受余松烈学术思想影响,成为研究推广余松烈冬小麦精播高产、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理论和技术的学术传承人。

        日常生活——    

他简朴简单

又乐于助人

　　余松烈平时生活简朴,自己从不讲究住在哪里、吃什么东西。

　　小麦专家董庆裕,从1974年就在滕州农村跟着余松烈搞小麦高产栽培试验,后来被余松烈选中,做了余松烈的科研秘书和助手。他回忆说:“余老师工作上充满热情,但生活上要求简单。我跟着余老师到各地考察麦田指导生产,走到哪里,随便吃住。起初蹲点时,就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后来条件好了一点,到乡镇和县里,余老师和我住宾馆,只要一个标准房间。余老师当了院士后,当地领导在宾馆里单独给他安排套间,他让我退了套间,换成标准房间,我们两人一起住。余老师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的人格魅力,时时刻刻在影响、教育着我们。”

　　余松烈对年轻的同事和学生却十分关心和爱护。董庆裕回忆,有一年,他在鄄城县挂职。这个时期,学校分给他两间平房作住房,但没有厨房。等他返回学校时,发现旁边新盖了一间厨房,一问是余松烈找建筑队给他家盖的。董庆裕拿着钱去送。余老师坚决不收,说:“你工资低,我挣钱比你多,这钱我出了。”

　　还有一个借婚房的事儿,在余松烈的学生们当中传得很盛。1996年,有个跟余松烈读书的来自外省的研究生,名叫卢布,想结婚,却苦于没有婚房。余松烈知道后,动员儿子把刚刚收拾利索的房子让出来,给卢布结婚作新房。

　　卢布感动不已,至今念念不忘这件事:“在余老师借给的这间婚房里,我们小两口结婚了,住了两个多月。”

　　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是余松烈的研究生。余松烈逝世后,他专程从北京赶来送别老师。谈到与余松烈的师生情义,曹鸿明特别激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跟余老师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爱人有病,余老师经常过问,还给钱让我给爱人治病。我忘不了余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帮助!”

　　帮助年轻同事和学生的这类事情,余松烈默默地做了许多,他从不张扬。

        痴心助农——    

他戴上农民授予的

金质勋章

　　从1974年到1978年,连续5年,余松烈在滕州蹲点做小麦高产研究探索。现任滕州市政协副主席的刘希运,是当年“五七”农大的学生。他讲述了与余松烈交往的一件小事——

　　那几年,余松烈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但是他工作起来,仍像一个年轻人,一个狂人。1977年小麦秋播时,他打电话说下星期一来。我想找辆车去接他。结果,头一天我外出办事,在路上遇到他,只见他自己背着个包,正在徒步疾行。出乎我意料:“不是说好明天来吗?”他说:“学校里的事情处理完了,考虑到现在试验正处于关键阶段。我没打电话,就提前赶来了。”那天,余松烈自己乘火车到滕县火车站,然后赶往黄庄试验点,已经走了大约一半路,有七八里。刘希运赶紧表达歉意,用自行车驮着他走,“余教授的工作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1994年9月秋种时,余松烈又回到滕州。这时他已是全国著名的小麦栽培学家,被聘为山东省“三○工程”小麦课题首席专家。他选择滕州市级索镇作为高产试验基地,从滕州市的地力、水肥等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万亩高产良种良法配套攻关的栽培方案。从秋种到夏收,他不顾7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级索镇20多个村指导。1995年,级索镇级索村35亩麦田平均亩产达到654公斤。1996年6月16日经专家组验收,级索镇淤庄村50亩高产攻关精播示范田,平均亩产612.7公斤,有200亩麦田亩产达到600公斤,级索镇的2000亩小麦丰产方、万亩小麦高产田也获得了平均亩产567.15公斤的好收成,滕州市84万亩小麦平均亩产428公斤,比丰收的1995年每亩又增产19公斤。滕州市实现了小麦生产由中产向高产的跨越,圆了余松烈多年的小麦高产梦。

　　喜获丰收的滕州农民,想表达对余松烈的敬仰之情、感谢之情。送件什么礼物好呢?经过几番讨论,大伙儿定做了一枚刻有“科技兴农,功勋卓著”字样,重达39.8克的金质“丰收”勋章。1996年6月26日,选派王其金、韩敬田两人代表滕州120万农民,专程赶到山东农业大学,把这枚闪闪发光的金质勋章赠予余松烈。余松烈动情地说:“这是我一生中获得的无上荣誉,我十分感谢滕州农民朋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对待子女——    

他要求严格

批评严厉

　　在儿子余焕函的眼中,父亲余松烈是一位为人正直、心胸豁达,对学生慷慨,而对家人要求严格的老人。

　　余松烈不允许子女们搞特殊。他有6个子女,除了老大和最小的女儿上过大学,其他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没上过大学,中学毕业之后到工厂就业,后来陆续下岗了。按照余松烈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当了院士之后,帮子女找个新工作岗位,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子女们熟悉父亲的性格和脾气,不敢跟父亲提失业再找工作的事。有一次,有人无意之中流露出埋怨父亲的意思。“你们不要搞特殊,不要依靠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出去闯荡。”说完这句话,余松烈口气缓和下来,“如果你们找不到合适工作,自己打算创业,需要钱,我和你一起筹钱。”

　　儿子余焕函最感谢父亲的,还是父亲要求子女们做正直、不谋私利的人。余焕函在罐头厂工作时,当过基建科科长。他回忆:“那时候,罐头厂生意红火,我负责总厂和几个分厂的新厂房建设,购买原料、验收工程质量、发放工程款,都由我直接负责,或者需要我签字盖章。因此,承包基建工程的包工头经常请我吃饭,主动送我钱物。”父亲知道之后,严肃地说:“要秉公办事,不能动歪心眼,不能拿人家的钱财,就对工程质量马马虎虎。”

　　余焕函起初觉得,这是自己工作上的事情,父亲管得太多,对父亲的话有抵触心理,但父亲说得这么严肃,还是照办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再说,要感谢父亲:“那时候,中央没有出台‘八项规定’,包工头请我吃饭,我去了,但是他们给我送钱,我坚决拒收。多亏当初父亲耳提面命,不然自己可能会出大问题,栽大跟头。”

　　一生热爱祖国、服务农民、尊重科学、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生活简朴、胸怀大爱、情洒人间,这就是余松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