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有效供给 满足有效需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波动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有效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当前,我国的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
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一是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社会需求。
公共产品是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在人均收入低时,人们对私人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要远远多于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也有了支付能力。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16美元,在这个水平上对公共产品及其质量的需求是旺盛的。尽管我国过去对全国基础设施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与人们的需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极大的缺口。在地方层面这个缺口极大,其中不只是在农村和县镇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匮乏,在二线三线城市也同样存在巨大缺口。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无线网络覆盖、园林绿化建设、文化艺术场馆、体育健身设施、停车场、居民休闲娱乐、养老健康事业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不应该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应该提高城市建设标准。无论是在道路交通上,还是在城市功能设施上,或者是在公用民用建筑上,我们的建设标准过低,规划也不完善,因此容易出现反复拆后重建的现象,也容易限制城市基础设施发挥功效。在建筑标准上适当的超前绝不是铺张浪费,反而会为未来节约资源。
还应注意,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既应重建设,也应重维护。很多城市公共设施遵循了较高标准进行建设,因此各地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竖起来,看起来比发达国家更为繁荣。但是这些豪华设施没有得到很好维护,因此往往很快从刚建成的“发达国家”沦落为运行时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目前过剩的产能完全应该引向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在城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既增加了有效需求,消化了当前的产能,同时这些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消费性的,不会产生新的过剩。
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二是全面提高民用产品质量,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产能过剩与其说是过剩,不如说是资源错配,是供给没有很好满足需求。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居民逐渐富裕起来,购买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会更多地购买低质量从而价格也低的产品。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人们越来越看重产品的质量,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问题是,因为各种原因,国内制造业未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品质需求的日益高涨,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者出国抢购各种消费品,或者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国外产品。在这些产品中,奢侈品有世界顶级箱包、时装、珠宝、钟表,日用消费品有电饭煲,食品有婴儿奶粉、红酒等等。而实际上,其中很多产品是国内有能力生产的,还有很多国外品牌干脆就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因此,去产能或去库存要做到的其实是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端产能,提升产品质量。
提升产品质量,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和改进政府质量治理能力。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不够成熟,人民群众的质量需求与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特别是质量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还不够完善,质量监管力量特别是基层力量严重不足,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健全,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我国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水平差距较大。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继续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研究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标准、计量、合格评定等质量技术基础纳入国家战略,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完善国家量值传递溯源体系,推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认证认可制度,加快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合,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和应对。加强质量国际合作,深化质量技术国际交流,建立健全监管合作机制,做到产品和服务质量“双提高”,实现国内和国外消费者“双满意”。
第二,通过产业政策,推动行业集中度适当提高,鼓励企业规模做大做强。在民用消费品领域,大部分产品都不适合过度竞争;如果过度竞争就会逼使企业无底线地降低生产成本,用低质量换取低成本,导致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最后还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应该鼓励企业融合并购、强强联合,允许一个行业只容纳有限数量企业,让它们的规模得到保证以获得规模经济好处,从而有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大型企业会形成品牌和知名度,这也增加了其维护质量的动机。此外,少数企业之间也能形成有序竞争。以美国为例,即使是啤酒、饼干、个人卫生护理产品这样的轻工业日用消费品,也都是由少数企业占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的,这种市场份额又处于动态的竞争压力之下,促使企业爱护羽毛——重视产品质量和企业声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