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北京古代珍贵雕版保护研讨会侧记

　　6月12日，在我国第10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册府千华——珍贵古籍雕版特展”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隆重开幕。此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主办，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首都博物馆等14家单位和个人协办。展览共展出来自全国十余家单位和个人收藏的雕版147块以及早期珍贵雕版印刷文献、展品共计200余件。展览开幕当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古代珍贵雕版保护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古籍版片收藏单位代表和非遗技艺传承人等50余人与会，共商古代雕版保护、传承工作。

　　专家们认为，古代珍贵雕版保护工作，是中华古籍保护的延伸。此次特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珍贵古籍雕版的全面展示，研讨会上首次将古代雕版提上保护日程，首部雕版图录编纂出版，这标志着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古代雕版保护是古籍保护工作不断深化与拓展的体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专家们呼吁，要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古籍版片进行登记、揭示和研究，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同时加强民族古籍雕版保护，促进雕版印刷技艺活态保护和传承，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希望通过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古代雕版保护，进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登如下。

　　●一件从未有过的盛事

　　李致忠

　　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序言中说：“我以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明更重要的了。”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使知识、经验、思想、主张和其他信息得以持久、广泛地传播，从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科技不断发展、文化不断繁荣的强大动力。这两项发明，都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举办“珍贵古籍雕版特展”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能从源头上了解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是怎样被不断印制出来的。

　　古籍在古代又称为典籍、载籍、书籍、经籍。“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这是《隋书·经籍志》总序为书籍所下的定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书籍乃圣哲才智的产物，蕴含机神妙旨，关乎天地阴阳、人伦纲纪，显达时足以推动事物的发展，藏用时也足以独善其身。可见书籍的功能和学习的必要。

　　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是古籍印制的技术基础，然而，这种技术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见过各个时代的原版遗存的人也已为数不多了。今天，我们得到各收藏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为大家举办如此丰富的古籍版片展览，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盛事。

　　长期以来，古籍版本研究者自以为所见之书较多，就可以解释书籍页面表现出的种种现象。实际上，当我们见到原版实物的各种情况之后，就会知道过去仅从页面上解释现象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谬误的。我希望，研究者和内行人也能通过展览，更多地接触雕版实物，和我们一道提高认识。

　　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都可以证明，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7世纪下半叶，即唐代初期。五代自后唐一直到后周，政府采用这种技术校刻儒家《九经》及《经典释文》、《昭明文选》等。至宋则雕版印书大兴，并旁及南诏、辽、西夏、大理、金，延袤于元、明、清，前后达1400年。然而，在雕版印书盛行、优点充分发挥的同时，其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一种书雕一套版、一套版只能印一种书，只可在部数上增印，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这是摆在古代社会的重大科研课题。10世纪中叶，即北宋庆历年间，刻字工人毕昇用自己发明的泥活字排版印刷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在制字材质、捡字方法、贮字方式、印刷技术等诸方面虽有不小的发展，但直至铅字排印风行世界，活字印刷术都可谓是原创性的发明。因此，本次展览不仅是版片自身的展示，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发明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见证。

　　也许一些观众在看过本次展览后会感到很有趣。我希望在感到有趣的同时，也产生一份敬重，敬重我们先人的创新精神，敬重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从而激发我们自己的创新热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作者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雕版保护工作应向古籍看齐

　　安平秋

　　今天的古代珍贵雕版保护研讨会、珍贵古籍雕版特展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五批专门收录雕版，这三件事标志着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往往很重视古籍的收藏、保护，乃至于古籍的复制，也就是再造。而对过去古籍所依据的这些版片和今天还存留下来的版片，往往关注得不如古籍多，这有它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主观上的忽略。因为古籍相对版片更易保存，尽管它们有共同的致命弱点，比如怕火，但书籍相对好搬运。抗战时，成批古籍从北京运到南京、上海、重庆，甚至运到美国纽约的国会图书馆。版片相对就不好搬运，而在一个地方存放又占很大空间，所以留存下来的古籍显然比版片多得多。

　　因为古籍留存下来的多，在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也离不开古籍，离不开图书馆，像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就更多关注古籍、重视古籍，而有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初印这些古籍的雕版版片。

　　今天，古籍保护工作有声有色。在这种条件下，关注古籍雕版保护，重视雕版技艺，这一套程序能够使它延续下来，流传下去，是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所以，今天这样三件事叠加起来，让古籍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古籍保护工作更全面，也更深入。

　　今天可以看到宋元版书，却很少看到宋元版书整部书的版片，这是有它的客观条件限制。听说有些地方的版片保存条件不好，使得这些版片有的烂掉了，有的裂开了。但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限制，也有一些地方保护得很不错。大约30年前，我两次到浙江湖州嘉业堂参观，看到版片放在书架上，透气通风，保存效果还不错。前些年到南京的金陵刻经处，那里的版片保存得也很好。有些单位很重视，对版片很爱护。最近得知《乾隆版大藏经》的版片至今还得以保存，由北京市文物局存放在大兴，基本上是完整的。我觉得这就很好，一部《乾隆版大藏经》，过去没有印多少部，今天留存下来的也不多，能够有版片保存下来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也说明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非常爱护古籍版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想，今后的古籍保护涉及雕版，涉及版片，不光要从思想上重视，从舆论上支持，从领导上强调，还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条件。因为许多单位不是不想保护，而是没有条件。比如没有库房，没有合适的气候环境以及人员管理。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更多地在条件上，在人力、精力、财力上给予支持，使古籍雕版保护，包括这一套技艺的传承能够落到实处，使今后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珍贵雕版保护能够在受到重视的基础上，得到实际的支持。预祝古籍雕版保护工作今后既有声有色，又踏踏实实。

　　(作者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古代雕版的文化价值

　　史金波

　　中国雕版印刷迄于唐初，宋代兴盛发展。现在能看到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很多，唐初有若干件，宋代就有大批文献传世。但是好像没有见过唐代雕版，宋代的非常稀少。纸质印刷品一经印刷，就化身千百，虽然经过历史沧桑，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不少。但木雕版只有一份，印完以后，就刮掉重新刻别的文献和古籍了。另外，木雕版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烧掉，所以更难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见到不少宋版书，但据我了解，好像目前只有三块宋代木雕版，一块有文字的现在流失美国，另外两块基本都是绘画的，现存于国家博物馆。

　　辽代和金代的雕版都没有保存下来，西夏雕版却保存下来了。在讲西夏雕版前，先简单介绍西夏的印刷术。西夏吸收了中原文化，所以文化很发达，他们接受、学习了雕版印刷，同时也接受并发展了中原的活字印刷。在雕版印刷方面，现在能看到的，大量是西夏文的，有经轴装、卷装、还有梵夹装，还有一批汉文的印刷品。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早期的藏文雕版印刷，是在西夏印的，过去我们都说藏文没有很早的东西，原来说最早的是明代南京版的《大藏经》，后来又说元代也有。现在发现，西夏时期就有了藏文的雕版印刷品，而且有蝴蝶装的。

　　1908年至1909年，一个俄国探险队把黑水城遗址大量的文献文物挖掘走，存到了圣彼得堡。这些文物中，现在已知的有4块西夏文雕版，都比较完整。其中有一块经文名称是《佛说长寿经》，这4块雕版是我国早期的西夏印刷品，非常珍贵。

　　国内上世纪90年代初，在宁夏贺兰县一座西夏时期的宏佛塔中，清理出一大批珍贵文物及文献，其中有2000多块西夏文的雕版残块。这些残块大小不一，被火烧过，已经炭化。其中有1000多块雕版有文字，但已难以辨识。2007年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将其影印出版，其中一册基本上都是雕版残块印下的图片。虽然残了，但还可以看出字号分大号、中号和小号。大号字的只有一面雕版，中号和小号字的是两面雕版。所以，分析下来大号字印的是比较大的佛经，可能是皇家、官府不惜工本印制的。有几块已经翻译、考证出经名，是西夏文的《释摩诃衍论》。这些应该是保存至今中国最早的木雕版的版片。无论存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现在这些木雕版残块主要保存在宁夏博物馆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请大家不要忽略它们，它们虽然残损了，却是这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雕版，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版片是古籍保护的延伸，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起来，怎样更好地保存?现有保存条件够不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和展览，能够进一步推动、完善古籍和雕版保护工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活化石

　　王嘉陵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德格印经院由德格十二代土司兼第六代法王登巴泽人始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6年)竣工，经过27年时间建成。德格印经院自建立以后，历代加以修缮，形成目前的规模，占地16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03平方米。

　　德格印经院自建院以来，雕刻并收藏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印版，印版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大藏经丹珠尔、甘珠尔，藏传佛教五大教派典籍，藏区佛学经典、史志、传记、诗歌音律、绘画工艺、医学等多方面，版片的全部数量达到30多万片，其中22万片是从元代到1949年的古版，其余的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后增刻的。这些印版通常有箭杆本、肘本和短小本三种规格，印出的版本分别为一箭之长、一肘之长或一拳之长。

　　德格印经院还藏有一部分珍贵的朱砂印版，质量极佳，用以印制较为重要的佛教经典，比如《般若波若密多八千颂》、《般若十万颂》都是这种版本。《般若八千颂》的刻印开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从德格十世土司就开始了，比建院还早20多年，用了藏文、乌都尔文和梵文三种文字，是德格印经院最珍贵的版片。

　　德格印经院的藏版每次付印之后，都要加以清洗，然后用酥油浸泡了，拭干，再收藏上架，所以不易干裂，能久藏如新。

　　德格印经院不仅是保留了数量巨大的古代雕版，同时也保留了它的全景式的藏文印刷雕版工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德格印经院的印刷用纸、墨和刻经的木版，都用的是本地的森林资源。纸张是典型的藏纸，用当地的一种有毒的狼毒草根须制作，可以防蠹;墨是取自杜鹃树皮烧薰的烟灰;木版用料则来自当地的一种桦木，通过熏烤、粪浸、蒸烘等多道工序制成。

　　德格印经院的印经既有可归入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又有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的部分，其能够完整地得到保存，不完全是由于技术层面的原因，而和人文社会环境也有着密切联系。首先，德格地处边远，人迹罕至，较少受到人为损坏。第二，藏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对宗教文化的崇拜，使人们对印版的保存和印经这项工作保持着崇敬的心情，所以在那里能够很有秩序地把它保存下来。第三是最初由德格土司和八邦寺活佛共同设计的独特的僧俗共管体制，起到了长期的有效的管理作用。第四，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现在古版一般都不再用来印经，而是用新刻的版子来替代，并且配备有防火防盗和监控设备。

　　德格印经院藏版的完整性、珍稀程度、保存方式和全景式印制典籍的方式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是原生态的，无有出其右者。德格印经在海内外均有影响，日本、欧洲和美国都有学者专门撰文出书介绍，国家图书馆在1965年曾专门收藏了全套德格印经。目前西南民族大学和四川省图书馆也正在做入藏的工作。

　　(作者系四川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浙图雕版保存开发现状

　　徐晓军

　　浙江图书馆馆藏雕版主要由浙江官书局、浙江图书馆民国时期刊刻的、嘉业堂刘承幹刊刻的和社会捐赠的四大部分组成，总数约20万片，主要存放在南浔嘉业藏书楼。

　　其中官书局刊刻的有94种8.4万片，浙江图书馆刊刻的有6种2000多片，嘉业堂刊刻的有20种4万多片，社会捐赠共69种6万多片。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过程中，我馆申报了嘉业堂《前四史》版片、浙江图书馆刊刻的《章氏丛书》版片，社会捐赠的版片申报了一种。

　　我馆对雕版版片的开发利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利用刷印，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合作，提供《四明丛书》、《章氏丛书》、《平浙事略》等共计20种3.7万余块雕版。

　　第二次是80年代和北京文物出版社合作，由北京大兴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提供《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以及一些单行本共9种3万块雕版。

　　第三次是2001年和2003年，向华宝斋提供《三国志》、《史记》雕版。

　　浙江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实施嘉业堂藏书雕版保护工程，主要内容是摸底调查，开展普查，确定雕版数量。为了搞清版片数量，我们对版片逐块登记，进行建档：包括下架、清洁、清点、排序、摄像、印刷、著录、输入电脑、制作电子档和印刷印样制作文字档。同时，对版片库房条件进行了改善。

　　截至2015年5月，共完成了2060种13万余块，数码照片26万张。资金投入方面，从2009年开始，除了古籍保护专项资金，省财政每年有雕版保护工程专项经费，平均每年40万元到50万元，总共投资280多万。

　　当然我们也在探索这种保护方法是否科学，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得到专家们的指导。我们还有一个7.5万平方米的新馆正在建造中，未来库房条件将会更好。(作者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

　　●修复“清龙藏”经版的意义

　　李际宁

　　我国第一部木刻雕版的佛教大藏经是《开宝藏》，最后一部完整的木刻雕版大藏经是《清敕修大藏经》，亦称“龙藏”。清雍正十一年，赦命在北京贤良祠设立藏经馆，筹备刊刻大藏经，雍正十三年经版正式开雕，乾隆三年全部完工，短短4年时间，雕刻经版79036块，全藏共724函，收经典1669部7168卷。

　　2009年，北京市文物局启动《清敕修大藏经》文物保护项目，受北京市文物局委托，首都博物馆和市文物局下属专业保护单位——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承接该项目，邀请多方面专家，共同制定了全面清理和保护经版的计划。经过六七年的艰苦付出，他们做了如下工作：建筑宽敞通风的专用库房，架储经版;用科学手段清理经板的尘垢;遍访“乾隆初印本”，校勘缺失经典帙;补雕缺失的版片;编制经版数据档案;用传统手工艺技术，有限印刷并装帧出版。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这部《清敕修大藏经》。

　　修复这部大藏经版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本恢复了乾隆时期的“初印本”。第二，校刊补齐了残佚经版。本次整理过程中，凡遇到底本损坏或字迹模糊不清的地方，就请有关专业人员多方查考，力争做到每字皆有来源，皆有出处。这样工作下来，整理者的档案记录将形成另外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清龙藏校勘记。第三，培养了一批具有传统手工艺技术的人员，继承并改革了新的工具，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为研究这些工艺储存了资料。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一次恢复古代书籍的雕版印刷装帧的实践，还是一次对如何保护和利用古代文化遗存的理念的检验。

　　今天，“清龙藏”经版的文物与文献价值重新被重视，开始有了全面保护的计划和实践。“清龙藏”经版的命运提醒我们，要赶紧抢救那些还没有被重视的古籍书版。我们希望“清龙藏”以及与“清龙藏”有共同命运的古籍书版有更好的未来;我们不希望“清龙藏”成为中华历代传承雕刻佛教大藏经传统的绝唱;我们今天重修大藏经版，也绝不能成为雕版印刷手工技艺的挽歌。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日用文书雕版同样值得保护

　　宋平生

　　我个人多年来，比较关注的是日用文书的印版。图录里称为日用印版，也有人称之为单幅印版，我把它们称作日用文书印版。凡布告、公文、契约、执照、票证、税单、收据、门牌、婚书、讣告等的印版皆隶属其中。这部分印版的保存状况远逊于书版。过去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的存亡，包括用这些雕版印出来的名目繁多的文书、票证，也很少有人重视。过去讲中国古代印刷史，实际上讲的仅仅是刻书史，从没人想到应该加上日用文书。实际上，日用文书与普通百姓生活的关联程度比书更直接、更广泛。但是因为有时效性，用完了就弃之、毁之了。我们古代有藏书家，把书保存得好好的，但没有藏文书的收藏家，所以就自生自灭、损毁消亡。日用印版也是同样的情况，保护情况还不如版印文书。我收集的雕版里，有的版是改作板凳面，后来又从板凳上拆下来的，还有的被做成剁鸡食的案板，令人心痛不已。这就是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并坚持收藏日用文书雕版与版印文书的原因所在。

　　现在日常文书雕版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是存世量比较稀少、分散，收集起来不容易。10年以前，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还有几家主要出售木刻印版的商贩，你还有挑选的余地，现在几乎连一块雕版都见不到了，这说明雕版的存世量越来越少。今天把雕版保护提到日程上来，确实是一项重要举措。第二，有关部门对古籍书版的保护比较重视，但是对日常文书雕版重视不够，收集得也不够。第三，私人资金有限。因为一般都是私人在收集雕版，有时候看到很好的东西却买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外国人买走。韩国有个收藏家，专门收藏中国雕版，还建了博物馆，韩国政府资助他，定期组织少年儿童到他的博物馆参加活动。能够把收藏和教育普及结合到一起的雕版博物馆，我在国内还没有见到。

　　借这个机会，希望古籍保护中心在加强古籍雕版保护的同时，把日用文书雕版的保护工作也提上日程，以利于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日用文书雕版的研究与利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故宫博物院藏雕版概况

　　张 楠

　　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各类雕版24万余块，其中经版、书版20万余块，资料版约3万块，铜版约6000块，以及石版等。

　　这些雕版主要来源于清内府。就其整理与收藏状况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故宫所藏雕版长期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2002年至2008年，我们开展了文物清理工作，对雕版进行清查登记，每块雕版都贴有条形码，明确标识，实现有序查找，为文物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数据基础。此外，我们又专门定制了储藏版架，实现了防火、防尘、防潮。经过系统整理，这些雕版分类存放于各个库房，部分残版得以拼合完整。

　　故宫博物院所藏雕版具有以下特点：一、数量多，总量达24万余块，绝大部分为宫廷刻版。二、年代久，年代最早者为明嘉靖年间所刻佛经版片。三、品种丰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四、体量大，主要是《大藏经》的雕版。五、文种多，涉及满、蒙、藏、汉等多个文种。

　　这些雕版大部分是清内府所刻，从保存状况看，版面完整、字体清晰、字口锋锐、用材讲究。为了防止变形、弯曲或开裂，个别版片采用了背面穿木带、马璜钉等工艺进行了固定。这些雕版基本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原始状况，而且始终没有远离过原始雕版地，这对研究文物本身提供了可靠的背景信息。

　　此外，故宫所藏雕版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一是经、史、子、集类雕版;二是舆图类雕版;三是各种文书类雕版;四是其他雕版，如《纸牌》、《摔跤图》等。另外，还有铜版、少量的套印雕版和版画雕版。这些雕版最初刷印的部分纸质书籍已不存于世，但我们还保留着相应的原始版片，如满、蒙、汉三体的清乾隆三十二年内府刻《御书大乘妙法莲华经》雕版等，由此可见雕版的价值十分重要。

　　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部分雕版有开裂和虫蛀现象，急需抢救性保护。为此，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对这批珍贵雕版进行数字化信息处理，并抢救性补刻。如有计划地对满文《大藏经》、四体《楞严经》等进行先期补刻，并实现数字化信息建档，以期能够对故宫博物院所藏雕版实现规范化地整理和保护。(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