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副秘书长：两会

提起全国“两会”，也许有人觉得，离老百姓有点远。其实“两会”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从他们中找一个切口，或许是了解“两会”一个很好的窗口。

朱永新算是政协的一个老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先后担任过多届的苏州市、江苏省和全国政协委员，直到2008年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13年又回到政协，担任新一届全国政协的常委兼副秘书长。与其他代表委员不一样，朱永新有个习惯，就是用写作的方式记录“两会”。他已经出版了《我在政协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和《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等著作。后者是人大60年历史上第一本全景式记录人大工作的图书。

“两会”期间，他经常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坚持写两会日记。可以说，从个体的微观角度来持续地记录、观察“两会”还非常少见。3月6日晚，朱永新接受了华商报记者的专访。

谈两会现场

企业家说遇到困难 总理让直接写建议

华商报：我们看到报道，说李克强总理3月4日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联组会的讨论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向总理“抱怨”说：“银行是弱势群体”。当时所有的人都笑了，包括总理。听说您当时就在现场，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朱永新：我当时确实在场。那天安排了7名委员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是第5个。在谈到当前银行遇到的巨大挑战时，张行长说，存款要求高收益，也会间接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需要资金的则批评贷款难、贷款贵，从这个角度说，银行也是弱势群体。当张行长说这句话时，全场委员爆发了笑声，总理也笑了，他马上幽默地回答：“农民才是弱势群体呢！”全场再次会心而笑。

华商报：那次会上还有哪些精彩的花絮？

朱永新：在张行长发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就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做了发言。他讲话过程中，总理四次插话了解情况。当总理得知郭广昌的企业当初就是因为在国内无法施展，才到国外发展并且成为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现在想回来也面临不少困难时，总理让郭广昌直接给在场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信，总理说，你专门写个建议，需要什么政策，我们全力支持。既要鼓励走出去，更要鼓励走回来。你们回来的障碍太多了，要打掉！我现在就要帮助你们打掉这些障碍！

记得那天会议结束后，我们随同总理一起离开会场。当发现一些无法进入会场的记者们仍在大厅两侧苦苦守候时，总理不仅与身边的记者握手，还特地向远处的记者挥手。记者说，总理辛苦啦！有记者向总理问好。他回答说，“一切都会好。明天(3月5日)是元宵节，祝大家元宵节家庭幸福、欢乐，大家一切都好。”

谈两会制度

政协大会发言任何委员都可以报名申请

华商报：政协会有“大会发言”，人大会则没有。您怎样评价这一独特的议程安排？

朱永新：在中国的几套民主程序中，只有政协有大会发言制度。每次大会发言时，都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发言可以说是政协会一个小高潮阶段，第一、它把政协委员关注的重大问题通过发言的形式彰显出来；第二、这既是展示党派，也是展示政协委员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我们没有安排类似西方辩论的方式，当然也有人建议，是不是今后在大会发言结束后，也应该有提问和对话环节。这个现在安排起来还有些难度，因为目前的大会发言近一半是分配名额，要照顾党派、专题委员会以及工青妇社团等等。另外一半是竞争。任何委员都可以报名，但竞争非常激烈，大概只有2%左右的发言申请能够被选中。竞争也需要平衡，比如发言的内容就需要平衡，你总不能都讲一个问题吧。

华商报：在老百姓的直觉中，一开“两会”，就像是各民族的服装大PK，百花齐放，特别好看。这是一种特别规定还是自发形成的传统呢？

朱永新：着装有要求，特别是人大会。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代表，每个民族的代表必须穿本民族的服装。当然主要针对开幕式，平时开会不需要。

华商报：明星代表、委员总是媒体追逐的焦点，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朱永新：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因为明星本身有影响力，公众对他们也很有兴趣。另外，这些公众人物本身的话语权相对比较大，所以总体上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两会”不能仅仅成为明星的表演场。

华商报：“两会”毕竟不是秀场。

朱永新：是的，我觉得媒体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思想，关注观点，因为这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命运。我觉得，政协不是舞台而是平台，不能把政协委员作为一顶大帽子高高戴上，招摇过市，在这个平台上，委员不能有表现欲，但不能缺表达欲，应该很好地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才能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去发出呼声。

华商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有工资或者特殊的津贴吗？

朱永新：没有。因为委员本身就有自己的工作，已经有工资了。

谈提案反馈

写提案和办理提案都要尽力而为、全力以赴、不留余力

华商报：我听到委员对一些提案的反馈不太满意，问题在哪？

朱永新：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应该客观分析。一方面可能和提案的质量有关系，有的也可能我们与政府都没找到好办法；另一方面也与提案办理的方式有关系，有的提案看似落实了，但落实不够。结合我的经历，我觉得，只要锲而不舍，不断完善、探索，多少都会对最终决策形成积极影响。

华商报：就拿您2014年的那些提案来说，您觉得办理情况如何？

朱永新：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其中许多已经被采纳，比如《关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提案》，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部的重要工程；比如《关于建立国家翻译院推动翻译事业发展的提案》，在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下，国家外文局也已经正式成立了国家翻译研究院。当然，不能说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的提案而得到解决，但我相信这其中肯定有我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写出提案还是办理提案，其实双方都需要记住三个词：尽力而为、全力以赴、不留余力。

华商报：政协会上往往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您怎样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朱永新：政协正是一个说话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声音和意见，也是社会不同人群声音的代表，也是各个利益主体意见的汇总。所以，它们都会得到尊重和包容，既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要求取得完全一致。俞正声在讲话里都说到要包容反对意见，得到人们的一致赞许。我相信，分歧是在辩论中趋同，矛盾是在交锋中化解，共识是在讨论中形成。其实到了最后，国家的利益、群众的利益、个人的利益，都会取得最大的公约数。

谈人大政协

人大像清华，比较严谨政协像北大，比较活跃

华商报：您在《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书里，曾专门将政协和人大进行了比较，说人大像清华，政协像北大。最近又有新的比喻吗？朱永新：(笑)最近确实比较忙，新的暂时还没有。记得2013年，我第二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新任委员都要听关于人民政协的专题报告。其中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孙怀山在谈到人大与政协的联系与区别时，说人大是“人以群分”(按照地区组团)，政协是“物以类聚”(按照界别组团)，当时满堂大笑，孙秘书长立即补充说，当然，政协的同志都是“人物”！

我说人大像清华，政协像北大，主要是我的个人感受，是从气质角度来讲的，两者定位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人大相对更严谨，而政协则以社会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组成，思想更活跃、更自由些。

华商报：政协主要由社会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组成，那会不会离老百姓很远呢？

朱永新：政协其实是一个最广泛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的重要平台。政协关注的问题基本都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每年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几千份提案，大部分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日常生活内容。政协其实离我们很近，政协是人民的政协，就在你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