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山东第四名排进第一梯队
数字经济，指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技术带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并创造效益的经济模式，未来一切经济环节都可能依靠数字技术进行驱动。相比传统产业，数字经济对市场的应变速度快，且投资门槛低，生产环节相对简单，成本较低。数字经济还能避免传统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及环境污染。所以数字经济不但能实现低投高产，还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一角度看，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推力必定是数字技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必定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大变革是当下发展的新机遇。
近日，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的赛迪顾问发布了《2017中国数字经济指数(DEDI)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2016年全国31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按从高到低分为四个梯队，其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广东省以79.63的分数摘得数字经济指数桂冠;此外，北京、贵州、天津、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的表现突出。
报告还在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演变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经济的五型分类和评价体系，分别为：基础型数字经济、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和服务型数字经济。
报告认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在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生产方式、驱动力、发展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都与这些变化息息相关。目前，多个省市都在布局数字经济，试图以此实现经济弯道超车。
广东以79.63分摘得数字经济桂冠
根据报告，DEDI指数前五位排名依次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它们指数均超过50，属于第一梯队。其中，广东以79.63的分数位列第一，这也是唯一一个70分以上的省份。其余各省的得分依次为66.33、60.46、53.64和52.03。
报告认为，广东之所以能够排在第一，主要因为该省基础型数字经济相对领先，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国首屈一指，2016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48万亿元;从技术型数字经济来看，广东得益于本地良好的技术基础和资金优势，省内企业对高新技术的投资热情较高;在服务型数字经济中，广东在基础应用方面较为普及，尤其在即时通信方面，广东微信用户占全国总数的12.41%。
此外，从资源型数字经济来看，广东拥有全国接近半数的上市大数据企业和国内透明度最高的政务开放平台，在资源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一枝独秀;由于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科研资源，广东在融合型数字经济总体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三。
不过，报告也指出，尽管广东在融合型数字经济指数中排名第三，但在智能制造方面相对于江苏、浙江等第一梯队其它省份尚有差距，省内智能制造就绪率仅有6.8%。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DEDI综合指数，全国资源型数字经济指数发展相对滞后，仅有广东一省的单一指数得分超过DEDI综合指数。报告认为，这说明中国对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尚未开发成熟，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交易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数据产业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数字经济“东高西低”
根据报告，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高到低可以分为4个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5个省(市、区)，DEDI指数超过50;
第二梯队：包括上海、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天津、河北9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35-50之间;
第三梯队：包括辽宁、陕西、重庆、贵州、江西和吉林6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25-35之间;
第四梯队：其余11个省(自治区)，DEDI指数在25以下。
根据四个梯队的区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第一梯队的5个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第二梯队主要在东部和和中部地区;第三梯队分布于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第四梯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其它内陆边疆地区。
第一梯队凭借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加上进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较早，在“两化”融合和“互联网+”的产业浪潮中响应迅速，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情况良好。
如江苏的电子信息产业仅次于广东，2016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收入分别为2.75万亿元和0.81万亿元。北京凭借大量的科研资源和创新优势，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优势明显，2016年北京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超过6000亿元。报告还特别提到了山东在服务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绩，称其在互联网医疗方面使用率较高。
在第二梯队中，上海、福建和天津等省市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各具特色，但从分项指标来看，相对于第一梯队，其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指数相对弱势;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凭借传统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消费红利，得以跻身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中，东北地区占据两席，两省在融合型数字经济指数上相对滞后。其余西部内陆省份整体数字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报告认为，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领域仍有突破空间。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在承接国际电子信息相关产业转移、搭建全球高端人才、技术链接方面取得绝对优势。
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扶持区域，在基础设施提升、资源链接、市场开放、政策先行先试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将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北京、贵州、天津、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突出
如果将DEDI综合指数的排名和GDP排名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个指标的排序基本吻合，即GDP规模较大的省(市、区)往往可以取得较高的DEDI综合指数排名。但部分地区也有所差异，如北京、贵州、天津和上海四个省市，DEDI综合指数排名显著高于GDP排名，分别高出8个、7个、6个、5个名次。
报告认为，北京、上海的基础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得分较高，主要得益于两地良好的科研资源，新兴产业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两地第三产业发达，使用互联网数字服务的活跃用户数量较高。
天津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良好，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侧重制造业，在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智能制造就绪程度和企业电子商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
而贵州的资源型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综合指数的整体提升，贵州政府针对大数据产业提前布局，境内设立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国家大数据行业的整体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高出GDP排名的，也有DEDI综合指数排名明显落后于GDP排名的省份。如内蒙古、河南、广西和河北四个省(自治区)，分别落后9个、7个、5个、5个名次。
以河南、河北为例，两省基础型数字经济发展缓慢，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河南、河北2016年软件业务收为331亿和226亿元，与东部地区8396亿元的平均值仍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人民网、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