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发展
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在“指导思想”一节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就是说，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组成方面后，“绿色化”又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组成了“新五化”。
5天后的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进行第2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这一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来看，一是要认识到“新型城镇化”是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城镇化”，二是要认识到“新型城镇化”是置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的“城镇化”。
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重要的在于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这一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重点和难点又在原乡村人口“人的城镇化”。研究者认为，“势在必行”同时也是“行在势中”的城镇化过程，“人的城镇化”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其一，如何顺利吸纳已进城的2亿多“半城镇化”状态的农民工，如何让他们更加深入地融入城市生活;其二，如何通过教育途径顺利吸纳农村籍新增劳动力，使其不论是在劳动技能上还是在文化素质上都能与城市生活相适应。对于前者，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认证，所谓“针对性”是指个体的能力基点与就业可能相接近;对于后者，主要是在基础教育中加强职业规划和职业引导，仍然是强调人力资源与就业需求相适应。
从“粗放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的城镇化”(也即“粗放的城镇化”)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到2012年底，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城镇化率已达59.57%，城镇人口7.2亿。中国正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
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在成为带动经济并进而驱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人口中1/3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城镇待遇;二是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突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四是城镇公用设施滞后，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日益明显;五是不少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城市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参见《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建议》，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11月4日)。
有鉴于此，专家们在调研基础上认为，长期以来，我国较为粗放的城镇化模式将难以为继，必须走一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自发、盲目的农民进城运动向有计划、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行为转变;从东部地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向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及更加关注内需市场、内原动力和内陆发展转变;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联动和一体化转变;从“半城镇化”向“完全城镇化”转变。在笔者看来，“完全城镇化”就意味着要克服“粗放的城镇化”带来的全部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走进”城镇而不能“融入”城镇的人口问题，是这些人口的技能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不能实现精神文明认同的问题。
“人的城镇化”与“新移民文化”
事实上，“城镇化”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当下更与信息化相关联;要获得融入城镇生活的劳动技能，其中本身就包含着不同于乡村劳动技能的“文化”支撑。一个鲜明的特征是，长期由农业生产和农耕文明陶塑的文化心理，不得不通过改变来适应支撑都市运转的二三产业社会组织方式。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向某一个城镇聚集的“移民”(外来工)往往来自文化习俗不同，乃至迥异的多个乡村，这其间往往并不一定向融入的城镇“入乡随俗”，而是在差异文化的交流、交锋中交融出一种“新质”的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大规模的“人的城镇化”形成了当今时代的“新移民文化”。深圳作为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而至的大都市，既亲历着“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也呈现出“新移民文化”的朝气和魅力。国务院参事，深圳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曾总结出深圳“移民文化”的品质：一是具有“追求卓越”的创造性，二是具有轻蔑清谈、注重实践的风气，三是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四是具有平等的原则及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五是具有宽容精神并能适应社会角色的不断变化。
在考虑“人的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之时，务必要注重“新移民文化”的品质而非固守城镇文化的历史积淀，务必要强调文化新质的“准入”而非固有文化的“排他”。
坚持“续接根脉”的城市精神凝聚
对于“城市”的理解，就其词语的文化内涵而言，“城”是形态，筑“城”的动机首先是安全;“市”是功能，立“市”的动机首先是交易。所以筑城要筑“墙”，立市要围“场”。后来的“城市”建设，首要的既非安全亦非交易，而是工业化生产所需人口的高度组织化所至。不过城市一旦形成，就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组织功能，也会不断凝聚出自己的文化品格和精神特质。
专家们在分析城镇化持续发展所积累的问题时，曾指出“出现城市精神文化缺失而导致‘千城一面’现象”，给出的对策主要是：从“土地金钱经济”转向“民生幸福经济”，将城市文明建立在生态文明基础之上，在中国古代优秀遗产中寻找失去的伦理精华;坚持续接根脉，吸纳包容，不断探索中国城市文化的新范式、人居环境的积极保护与整体创造，追求建筑群与城市设计中的人文意境。
实际上，改变“千城一面”而凸显“城市精神”，城市雕塑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许多优秀的城市雕塑就起到了塑造“城市精神”的作用：如深圳的《开荒牛》、青岛的《五月的风》、唐山的《李大钊》、长沙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济南的《泉》、天津的《五州擎天》等。
“城市精神”与城镇公众的最大公约数
城市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流动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在任何时代，城市都是起一种主导作用、向导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在于它的诉求汇聚和价值凝聚过程，这一过程其实也是“城市化”中“化”的本质。
在笔者看来，城市文化在其本质上是漠视并淡化地域特征的。历史上某些城市呈现的地域特征，其实也是整合了更多的“小地域”而形成的“大区域”特征;现代城市的特征往往围绕着城市精神而凸显，这往往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或一个伟大的时代先锋。因为这往往是城市公众“最大公约数”的内核。
曾提及有200多个城市提出了“城市精神”。据有关调研统计，对“城市精神”表述词语频次在20次以上的有8个，即创新、开放、务实、和谐、包容、诚信、自强、团结;其中最高的两个是创新、开放，分别出现了78次和59次。如果单从“城市精神”表述词语本身来看，人们很容易产生“千城一面”的印象。但稍加分析，可以看到这些表述词语中的“城市精神”，绝大多数并不“续接城市根脉”，而是当下城市公众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城市精神”表达词语的趋同，其实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城市文化特征的“千城一面”。
从文化断裂，城镇乱象到“新城镇文化”建构
要了解城市文化特征的形态建构，就要了解城镇居民文化心态的演进过程。学者们通过分析近代西欧居民城镇化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指出这一过程包括3个主要环节，即传统文化的断裂、城镇乱象的频发、文化调适与新文化的形成。
相对于轰轰烈烈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变革，文化观念在长时态、趋稳态的过程中默默转变。事实上，城镇“新移民”作为乡村“老乡民”的身份转换，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次跨越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艰苦旅程。工业化浪潮下从乡村移居城镇的旅程，首先就是一个脱离传统文化的过程——前工业时代乡村社会按日光和季节劳作的劳动节奏消失了，代之以定时定点的工厂和机器节奏及严格的工作纪律;传统的家庭和乡村社区模式不见了，面对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传统的道德与伦理准则不再形成那样有力的约束，代之以法律或规则的硬性约束……
城镇“新移民”所面对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适应，还要面对更为深刻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作为新旧文化的交替会出现许多“乱象”，也即文化的“失范”。相对安定、富庶的原住民会认为新移民缺教养、少文化，是城镇的不安定因素;而新移民就业岗位不稳定，劳工工资报酬低下、传统道德约束的松弛以及尚未认同新文明理念，也确实是“乱象”(包括酗酒、斗殴、偷窃、抢劫等)发生的重要根源。为此，研究者认为，推动城镇“新移民”文化适应进程的动力机制，主要是社会自主调适机制和政府介入调适机制。政府机构作为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在城市的发展规划、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公共事务管控等方面的介入作用，将会大大促进新文化的建构。
新工业时代、新型城镇化与人的现代化
就当代世界而言，学者们认为正处于“工业时代”向“新工业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本质被认为是由“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向“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转变，并且认为这不是一个或几个领域的转变而是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一系列变革。
“新工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新工业文明”的建构，将由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体制革命、观念形态革命互促其进、互利共赢。其中观念形态革命就包括以价值导向为支撑的文化建设，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新移民”在“新文化适应”中的“人的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呼唤的新型文化人格建设，主要就是指“人的现代化”。从客观标准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由一系列衡量指数，主要是物质生活的水准构成，这必须以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为基础。但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实现“人的现代化”更体现为“传统人”的现代转型，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等。
文化转型发展需要强化“集成创新”理念
新型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建设也必须考虑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中华民族数千年由农耕文明陶塑的文化品格，因其漫长的积淀和缓慢的变迁而养成了“继承创新”的文化发展理念。面对新型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相对于“继承创新”而言需要更强调“集成创新”。
“集成创新”在当下是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理念，它与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共同构成科技进步的3种创新模式。作为科技自主创新模式之一的“集成创新”，是指对各创新要素进行选择、优化、整合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态过程。在文化建设的操作层面上，“集成创新”需要凝聚一个核心理念、谋划一方整合框架、优化一批析取元素、创造一个有机形态。
为此，为培育、提升“人的现代化”的文化建设，需要具有4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集成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文化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即要素析取的范畴和视野要全方位、跨领域，要善于发散思维、驰骋想象。三是协同意识，即开放建构、协作攻关、集思广益、异中求和。四是整合意识，即化无机为有机，补缺失成系统，使多方的要素析取整合得浑然一体。
(作者：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艺术学博士、教授 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