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青铜器的收藏底色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是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皿方罍回归，引发了公众对青铜器的关注和疑惑：中国青铜器为何由外国市场定价？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术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幼铮先生有自己的见解。刘幼铮是青铜器专家，也从事过文物经营。
　　从金石到考古学
　　“探求夏、商、周三代历史，必然依靠甲骨和青铜器。”刘幼铮介绍。历代学者很重视金石，在鉴定、考释等方面多有建树，以证经补史，并发展出了古代考古学——金石学。
　　“金石学滥觞于战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演进，两宋臻于极盛。”刘幼铮说，“宋代金石研究是中国金石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当代金石目录学家容媛《金石书目录》载，宋代金石学者22人，著作30种；清代学者李遇孙《金石学录》收录61人，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列出只知书名的佚书达89种。这些著作，有著录、摹写、考释和评述四种。欧阳修编著的《集古录》、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王黼等奉敕编撰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等著作，奠定了金石学的基础。
　　元明时期金石研究衰弱，清代复起为一代显学。若说宋代金石研究有开创之功，清代则有集大成之果，与宋代双峰并立。特别是乾隆以后，考据学(朴学)迅速发展，金石学步入鼎盛期，容媛《金石书目录》收录现存金石书自宋至清乾隆前的700余年间67种，而乾隆后的著作906种。清代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广泛，收藏资料丰富，考释水平大为提高。金石著作也创造了分代、通纂、概论、述史、书目等形式。吴式芬《捃古录》、孙星衍《京畿金石考》、王昶《金石萃编》及清乾隆帝敕撰的“西清四鉴”(梁诗正等编纂的《西清古鉴》、王杰等编纂的《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及《宁寿鉴古》)是金石学的经典之作。道光年间，江苏镇江焦山寺僧达受(字六舟)创青铜器全形拓，将青铜器全形拓与绘画艺术结合的艺术形式一度盛行。在照相技术发明和引入中国前，全形拓技术助推了青铜器研究和传播。
　　清末及民国时期，考据学进一步发展，现代考古学也引入了中国，青铜器研究热持续，王国维、于省吾、唐兰等是知名青铜器研究学者。王国维《观堂集林》、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罗振玉《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均是重要著作。“郭沫若利用考古学的谱系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研究，编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开辟了青铜器分期与断代的新领域，奠定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的基础。容庚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对青铜器科学分类，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刘幼铮说。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秉琦、夏鼐等学者努力建构了中国考古学。伴随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新发现不断面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尤其是确认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邹衡、俞伟超、林沄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青铜器研究者。通过对青铜器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认知。
　　海外也不乏中国青铜器研究大家，如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是日本著名青铜器专家，林巳奈夫利用现代考古学的类型学理论，分析铜器、玉器，与甲骨、金文及中国古代文献相互参证，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研究的短板
　　金石字画，青铜器在传统收藏序列中居首。
　　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说：“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由于国人崇尚权力，青铜器被视为“国之重器”。刘幼铮解释：“皿方罍即是典型的例证。它身上散发出一种威严和权力的光环。同时，青铜器体现某一国家、诸侯国或民族文化的特质。皿方罍为商朝晚期安阳一带铸造，造型表现出与周族青铜器不一样的文化元素和图腾崇拜，包涵了皿族自己的文化归属，彰显出独特的国家、宗族文化的符号。”历史上的青铜器研究，也一直存在权力化和神秘化的现象。
　　回顾青铜器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国人对青铜器的认知有所缺失，近年似陷入“瓶颈”，主要表现在缺乏新观点和学术引领者。
　　在刘幼铮看来，“辑录、考证、源流及分期、断代和考释是必要的。遗憾的是，工艺和艺术及礼仪鲜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工艺反映的是生产力水准，艺术、礼仪则折射了审美和价值取向，是人的精神世界。”
　　之所以如此，除文化底蕴和人才问题外，还有体制因素。博物馆、考古所的管理体制，使考古资料难以实现共享。另外，中国博物馆管理模式承自苏联，征集、保管、陈列横向切割，各司其职，不利于研究。32年前，刘幼铮任职天津历史博物馆时，曾想尝试改为纵向的英国模式，惜因故未果。
　　定价权的背后是文化
　　这两年，青铜器市场有了历史性变化，即中国人成为主导力量。然而，中国青铜器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依旧在国外。
　　在刘幼铮看来，这是市场和鉴赏水平决定的。
　　“文化是评价一切收藏品的先决条件，任何商业行为也都要在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运行，匹配得好才能成功”。青铜器向为皇室和贵族收藏群体的宠儿，民国时期才为民间收藏者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受政策影响，青铜器流通受限，收藏群体基本停顿在民国时期的基础上。“随着老一代藏家的故去，新一代藏家没有及时跟进，造成了历史性的空白期。当然，说到底是文化准备不足。”
　　20世纪初(或更早些)至上世纪中叶，西方兴起中国青铜器研究和收藏热，以英国为首的收藏群体在全世界搜罗，中国青铜器大量流失海外，成为伦敦、巴黎、纽约等艺术品交易中心的重要交易对象。至今，日本的坂本五郎、比利时的吉塞尔、英国的埃斯卡纳齐等都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中国青铜器经销商，经常举办相关展览和出版著作，提升其经手的青铜器价值。2012年7月，原伦敦大学亚非研究中心主任汪涛博士空降国际拍卖巨头苏富比，担任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工艺部主管，他策划多场传世商周青铜器拍卖，并提供了专业资料和研究结论，推动了国际青铜器市场升温。
　　中国自古“士农工商”“农本商末”，文人耻谈市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文物市场尤其如此。”这导致了两个极端：学术研究成果的束之高阁，交易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轻视文化价值。“媒体和公众都关注皿方罍的交易价格，而无人关注和探究其文化内含。”
　　马克思说过：“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而某种程度上，市场功能的缺失，扭曲了文物交易价格，形成了海内外价格的剪刀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盗墓猖獗之时。犯罪团伙通过盗掘、运输、销售的国际化运作，使得大量珍贵青铜器流失海外，学术损失无可弥补。1994年初的“侯百万”“郭千万”案，揭露了危害山西侯马地区十年之久的侯林山和郭秉霖两大文物犯罪集团大肆盗掘晋侯墓地。2008年初的杜敏“青铜帝国”案也为害十年，严重破坏了安徽寿县古仓陵城遗址、山东小邾国国君颜友墓葬和河南邺县许令公墓等古文化遗址。
　　鉴赏水平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水平的体现。“外国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水平并不高于中国，甚至低于中国。但外国的美学教育普及率和水平高，且收藏有传承。”
　　“文化艺术品的本质是文化，离开了‘文化’两个字的流通、鉴赏、收藏都是盲目的。因青铜器研究和鉴赏能力的缺失，目前，中国青铜器收藏状况并不乐观，大量的仿制品、赝品充斥市场，危害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