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科学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理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变革为现实根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深刻认识这一重大判断的科学性，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以坚定自信的姿态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变革的基本动力和显著标识，构成时代划分的根本尺度。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则时代不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代必发生变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为人类解放指出了光明前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这就在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根本性的客体尺度之外，为时代划分提供了以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为衡量标尺的主体尺度。

20世纪初叶，在俄国革命蓄势待发之际，为了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宏大视野推进到一个更为具体的情势之中。他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他以当时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为参考，提出“战争与革命时代”历史定位，为进一步时代划分提供了综合性标尺。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的论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社会主义事业拨正了航向，与时俱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不同的时代划分尺度是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划分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标准关照现实的结果。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