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早餐】
【韩长赋:不能忽视农业 忘记农民 淡漠农村】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特别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三个不能”蕴含着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三农”问题的深远谋略和深厚情怀,也为正确认识和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深刻理解“三个不能”的科学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三农”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反复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决不能动摇,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含糊。这次提出“三个不能”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战略定位,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三农”理论。
“三个不能”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论断。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扎实推进,用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十几亿中国人解决温饱步入小康,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水缺,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不高、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尽管农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变;尽管农民大量转移就业,但农民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没有变;尽管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没有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始终的根本问题。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裕,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稳固的。
“三个不能”是贯彻党的根本宗旨的科学论断。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为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促进城市较快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基本不存在了,但城乡要素交换“剪刀差”仍然存在,农村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资源大量流向城市。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但仍有6.4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7亿农民工,农民还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即使今后城镇化率达到70%,也还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落实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不能忘记农民,而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千方百计让广大农民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子。我们现在也已基本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更好地参与现代化进程、更多地分享现代化成果,像城里人一样体面地生活。
“三个不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论断。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目前已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实现全面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全国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还有大量徘徊在贫困线边缘的低收入人口。这是“十三五”时期最难啃的硬骨头,直接关系我们的小康是全面的小康还是片面的小康,是高质量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还是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小康。“十三五”时期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把扶贫开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推动政策、项目、资金、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引导全社会重视农业、关心农民、支持农村,确保广大农民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三个不能”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科学论断。我国农业人口多,农民历来都是重要的社会阶层。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正是由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正确处理了农民问题,使广大农民拥护党、跟党走,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是一条根本经验。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仍然要把农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和价格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农业形势好,农民日子好,现在农民对党的政策是满意的,这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可靠基础。习近平同志强调,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这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农村政策的依据和遵循。
准确把握“三个不能”的重点任务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紧迫课题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提出“三个不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任何时候”,既包括农业歉收、形势不好的时候,也包括连年丰收、形势较好的时候。在农业“十一连增”之后提出“三个不能”,并强调“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就是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巩固和发展农业稳定、农民增收、农村和谐的好形势。
不能忽视农业,就要坚持把现代农业建设作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业现代化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迫切需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同时,要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要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巩固提升粮食产能,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绿色、可持续发展上来。继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低、竞争力不强,更需要加大政策支持保护力度,决不能粮食多了减投入、形势好了改政策。
不能忘记农民,就要坚持把农民就业增收和脱贫致富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当前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连续5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缩小,但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不高,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然很大。受生产成本“地板”抬升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限制的双重挤压,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难以大幅增长,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和工资水平增幅也出现“双下降”,农民增收面临很多新挑战。要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和市民化,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解决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统筹考虑,制定政策多从农民的角度着想,不能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而忽视甚至恶化农民问题。特别是在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工商资本下乡等问题上,必须坚持两点论,既考虑农业规模效益,又兼顾农民就业增收,防止因规模经营而导致农民失地失业,更不能搞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进而影响农村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
不能淡漠农村,就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任务。农村是农民生活的幸福家园,是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国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农民要进城,不可能都进城。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只顾城市发展,而要以城镇化带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双轮驱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推进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清理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和城里人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的生态乐园。推进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套用城镇化的做法,盲目撤村并居、大拆大建、“赶农民上楼”,不能丢了乡村风貌、田园风光。新农村应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应是缩小版的城市。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律化,更不是“去农村化”。同时,应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习近平同志指出,农业向好,全局主动。当前,农业农村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大、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难度大、农产品进口冲击国内产业、农民就业增收形势严峻等问题相互交织,容不得丝毫松懈和半点大意。各级农业部门必须按照“三个不能”的要求,紧紧围绕“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的工作主线,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努力全面完成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三农网)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越南谅山地区的葡萄夏季成熟,而成熟前却是病虫害最易爆发的时候。中国广西农业科学院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所研究员黄江流,现在每个月都要去一趟谅山,亲自查看葡萄长势,并为那里的种植户提供技术帮助。
2009年春,广西农业科学院与越南农业部门合作,在谅山地区建设葡萄种植技术示范基地。
“谅山位于越南北部,过去从没成功种过葡萄,这个项目打破了历史。”黄江流说,“我们已在周边地区开展小范围技术推广。现在,每个种植户每亩成本约为3000元人民币,而收入可达1.7-1.8万元人民币,相比当地其他的农作物收入高出很多。”
广西的气候等条件和越南相近,并有较为先进的葡萄种植技术,而越南每年需要进口大量葡萄和葡萄酒。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是越南当地政府迫切需要的技术。
黄江流说:“通过双方合作,能够填补空白,帮助当地的农户增加收入。”
葡萄种植初期投入较多。为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基地技术人员动手制作简易葡萄架;为更好地交流指导,技术人员还自学越南语。
“我们正在和越南方面探讨立项葡萄酒酿造技术项目,弥补越南在这一方面的短板,延长产业链条。”黄江流说。
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参与其中的各国和各地区获得共赢。越南正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随着中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中越双方的农业合作也被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不乏农业国家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项目一般启动较快、易得民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领域合作往往容易率先实施。
近年来,广西农业科学院还在更多领域和东南亚国家进行项目合作,提供适合当地的农作物品种和技术。
广西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吕荣华说:“我们在越南建立了‘中越农业综合示范基地’,在老挝、柬埔寨、泰国也有水稻、蔬菜等农业技术合作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为当地提供适合生产的农作物品种,还提供配套的栽培技术。”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粮食自给能力不强,特别是后两国粮食缺口较大。抗旱新品种、旱作农业技术,为当地所迫切需要。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区,陕西杨凌是中国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具备优势。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际合作局局长明涛介绍,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杨凌广泛开展与中亚各国的农业技术合作,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开展农业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扩大农业生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今年,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旱作农业及节水灌溉技术联合实验室开始建设。这一实验室将以“一带一路”干旱半干旱地区为重点,开发节水灌溉技术与装备,集成旱作与灌溉农业技术,构建旱区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建立区域农业高效用水模式,在2020年建成后,将支撑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旱区现代农业发展。
此外,杨凌还将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设“丝绸之路现代农业研究中心”,投资14.5亿元人民币建设“一带一路”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设立每年额度1500万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专项资金。
杨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外培训工作,增设了上合组织多边班和中国-伊拉克双边班,共招收沿线10个国家的50名学员前来学习交流。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东盟培训中心,每年有计划地为东南亚国家培养农业技术力量,使其回国后带动更多农户,更有效地提升当地农业技术。”吕荣华说。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更多平台和基地的建立,中国的农业技术正在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帮助有需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农业发展水平。
(来源:中国三农网)
【专家解读:加强粮食产能建设 确保粮食安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东阳
我国是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中的头等大事。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十一年增产,综合生产能力迈上6亿吨新台阶,为维护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大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年来,在消费带动和国内外粮价倒挂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粮食增产、库存增加、进口同时增多的新情况,同时又面临着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粮食生产发展空间受到多重挤压。未来我国粮食生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能否稳步进行。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坚守耕地红线,做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稳定提升粮食产能,确保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夯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并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这需要从我国粮食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从粮食需求看,按其用途可分为口粮用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及种子用粮;按其品种属性可分为谷物、豆类和薯类。据中国农科院食物政策创新团队分析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500公斤粮食消费必不可少。
首先,人口总量及其营养需求是粮食消费的基础,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促使人们改善生活,减少口粮、增加动物性食物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今后按千分之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预测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增至14.09亿人。若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1》提出的热量、蛋白质等营养素摄入推荐量,参考该发展时段日本、我国台湾等地的食物结构,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肉、奶、水产品、蛋类消费量将分别增至75.5公斤、40公斤、44公斤、21公斤,折合人均饲料粮298公斤。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3年我国人均口粮消费为148.7公斤,按照能量替补属性,人均新增的动物食品消费还可节省8.7公斤的口粮消费,届时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量将降至140公斤,人均口粮与饲料粮两项合计为438公斤,人均饲料用粮是人均口粮的2.1倍。
其次,粮食间接消费还应考虑工业用粮。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用粮稳定在1亿吨左右。经济增长新常态下,若我国工业用粮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工业用粮为70公斤左右。
第三,因进口粮食不需要考虑种子用粮,将上述人均口粮、饲料粮与工业用粮预测值加总,估算出到2020年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为508公斤,粮食总需求量为7.16亿吨。若未来我国粮食进口1亿吨(含大豆),国内粮食产能则需达到6.16亿吨,这时纳入国内粮食生产所需的种子用粮,按其占国内粮食总产比重近10年来的平均4.6%计,由此推算出到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能需达到6.41亿吨(人均粮食产量454.9公斤)。
与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6.07亿吨(人均粮食产量443.8公斤)相比,未来6年我国粮食总产年均增长需达到567万吨,与过去10年年均增长1368万吨相比较,今后粮食生产增速将有所放缓。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6年,中国农科院曾就我国粮食生产目标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人均400公斤粮食必不可少”这一重要判断,并认为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公斤以下时基本上不能提供饲料粮”;而且,从世界情况看,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要求进一步增加食物消费和提高营养水平,“食物消费结构要得到根本的改善,人均粮食占有量必须达到700公斤以上,食物消费结构要有较大的改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要达到500公斤”。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营养不足、温饱有余、食物消费较大改善的主要标志,就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达到300公斤、400公斤及500公斤的门槛。实际上,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正在抵近500公斤这一门槛。据统计,2014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已达到443.8公斤,人均粮食消费量超过470公斤。此外,若考虑净进境到我国旅游及商务活动超过6000万人次、城乡居民饲养的1亿多只宠物的粮食消费,实际上我国粮食总消费需求量还要高于上述推算量。
从粮食供给看,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保持增产态势实属不易。
首先,我国迄今所取得的粮食“十一连增”,其中的实质性增长仅为6年。自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跌入谷底(43070万吨)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粮食产量才出现连续增长的好势头,直到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52871万吨)才超过1998年产量水平(51230万吨),到目前稳定在6亿吨以上的水平。客观分析,粮食“十一连增”中的前5年,属于粮食生产的恢复性增产;后6年,属于由政策、科技和投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带来的实质性增长。
其次,我国粮食总产增加是通过单产提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来实现的。据统计,2014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达11272.3万公顷,比2003年净增加1331.3万公顷,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2003年的65.2%提升至2014年的68.1%,油料作物、棉花播种面积相应减少,其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净减少1.3%、0.8%。在粮食总产递增的增量中,播种面积扩大的贡献份额为32.7%,单产贡献份额为67.3%。
其三,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及市场粮价变化,我国粮食进口同步增加。按我国传统粮食定义和口径,2014年粮食进口总量达1亿吨,其中大豆进口7140万吨,谷物进口1952万吨;若将541万吨玉米酒糟作为玉米制品纳入粮食范畴,粮食进口量则高达1.06亿吨。这表明,即便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但粮食“紧平衡”的供求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这与我国居民肉蛋奶消费快速增加、饲料用粮大幅增长有直接关系。据统计,2003年至2014年我国肉类产量由6443.3万吨增长到8706.7万吨,年均增长2.8%,饲料用粮已经取代口粮用粮成为粮食的第一大需求。
此外,伴随着粮食增产和进口,近年来我国粮食储备规模不断扩大。据报道,2014年我国各类粮食企业的粮食收购量首次突破7000亿斤,总量达7298亿斤,比上年增加409亿斤,其中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粮食2478亿斤,比上年增加814亿斤。目前,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8%左右的粮食安全线水平。近年来,我国粮食商品化程度快速提升,市场供应充足,物流加快,网购便捷,城乡家庭储粮大幅减少,随吃随买。并且,为增加种粮收入国家托市收购,一方面使粮食生产和库存分布向核心产区集中,主产区收储压力大增,政策性粮食库存扩容加重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使国内粮价居高不下,地方储备、社会企业和城乡住户减少的储粮也相继转到中央储备。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国储粮供应,已成为我国保障城乡居民粮食日常消费的新态势。
综上所述,从长远看,在粮食供给问题上,我国只能也必须长期坚持主要依靠国内生产为主、适当进行国际市场调剂为辅的指导方针。在保持粮食适度进口的同时,到2020年国内人均粮食消费量维持在500公斤以上,粮食总产需增至6.41亿吨以上,粮食自给率在90%以上,才能满足需求,并且还要维持巨大的国储粮规模。这就是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应有之义。
值得警醒的是,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同时也累积了要素过量投入、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社会上放松粮食生产的议论及做法也多了起来。如有人认为,当前国际农产品供需相对宽松,应减少国内粮食生产,鼓励粮食等农产品大量进口,这种认识片面有害。实际上,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食物分类中,谷物仅是稻谷、小麦、玉米及高粱等杂粮,这些都是人们的基本食物来源,而大豆是油料作物,并不作为食粮。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未引起缺粮国紧张,其主要原因在此。目前全球还有8亿多饥饿人口缺乏食物,谷物及玉米国际贸易量各为2.7亿吨、1亿吨左右,仅为我国谷物、玉米总产的49%、47%,国际市场可供我国的粮食贸易增量有限,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食物需求,粮食进口量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引发国际粮价波动。今后我国农村仍有数亿人口,发展粮食生产依然是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从种植结构调整上看,近年来我国南方稻作双季改单季、水稻面积不断减少,华北因为地下水漏斗治理,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一些地方兴起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为扩大经营规模流转承包地,致使生产成本上涨而减少种粮面积甚至放弃种粮。种植面积是确保粮食产出的基础,产能建设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核心。在市场导向下,农业转方式的政策指向如果不是以稳定粮食面积为前提、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为要求,我国粮食产出势必出现萎缩,改革开放后我国历经两次农业丰收后因调减粮食而引致的供求失衡,已有前车之鉴。在种植面积不稳、投入下降、国际低粮价冲击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必须直面未来粮食生产发展的新挑战新问题,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要稳定提升粮食产能,切实加强耕地保护。未来我国粮食总产增加,必须切实保住粮食耕地、粮食播种面积,培肥地力,改良技术,提升单产。据测算,从2003年至2014年,我国粮食单产每亩从288.8公斤提升至359公斤,年亩均增加6.4公斤。若今后6年单产增速保持不变,到2020年粮食单产应达到397.4公斤,方可实现粮食总产6.41亿吨的目标,但仍需维持粮食播种面积10753.2万公顷(16.13亿亩),考虑到粮食复种因素,粮食耕地则必须保持在12亿亩以上。这就要求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以上的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有地种粮。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下,耕地占用及流转加快,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还必须做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尽快研究制定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二要增强粮食产出能力,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什么是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就是土壤性能好,能灌能排,农业机械进得去、出得来,其地块规模、建设要求能够适应机械化专业化作业。综合研究表明,到2020年我国高标准农田应建成8亿亩,包括高产田、中产田两大类型,其产出目标应分别达到亩产量500公斤、450公斤左右,在干旱、半干旱、湿润地区还应下设不同产出档次及其投资标准和建设要求;在地块规模上,南方最小地块不低于10亩、北方不低于30亩。农田灌溉保证率在90%以上。工作推动上应以地方农业部门为主导,整合相关资金投入,集中力量开展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土壤改良、机耕道路及配套农网林网建设。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产出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说,高标准农田是我国农业农村最宝贵最大的一笔优良资产,是确保国人衣食无忧的根基所在。
三要强化粮食生产供给,扎实推进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是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最强、产出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些地方不仅能够满足区域内粮食自给,每年还能调出大量商品粮外销,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据测算,2013年全国粮食主产区占全国粮食总产的比重由71%提高到76%,主产区的粮食增产份额占到了全国粮食总增产的88.7%。为此,要进一步发挥粮食主产区比较优势,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优先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等水稻、小麦主产区,建成一批优质高效的粮食生产基地,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实行优质优价。通过粮食高产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增产模式,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引导农民创新创业,分享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中的储运、加工及营销增值收益。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项目投入要向主产区倾斜,使农民种粮不吃亏;通过财政转移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奖补力度,保证其人均财力水平逐步达到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使地方抓粮有动力。
(来源:中国三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