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防止耕地“隐性流失”刻不容缓
基础地力降低 发挥增产潜力受制约
“现在的地，那是大不如前了！”山东省济阳县高槐村村民孙军华说，“过去我们这里是沙土地，特别适合种地瓜和花生，是周边出了名的地瓜窝子，长出来的地瓜又大又光溜，大的能有三四斤重，但是现在不行了，地瓜种下去，不仅长不大，还窟窟窿窿的不光滑。”
根据对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优势区107个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数据分析，20多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基础地力变化情况清晰地分成了3个阶段：1987~1990年，基础地力贡献率较低，平均只有49.8%；1991~2000年，基础地力贡献率最高，平均为56.1%；2001~2011年间，较1991~2000年间降低约5个百分点。
“基础地力贡献率，表示的是耕地地力对作物产量的贡献。”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徐明岗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耕地基础地力较低，主要是因为农民重用轻养，农田培肥改良措施不配套；之后国家重视耕地培肥改良，主要作物主产区的基础地力贡献率有所提升；随着高产作物品种的大量推广应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耕地地力耗竭比较严重，基础地力又有所下降。
“目前主要作物主产区耕地的基础地力，远不能满足当前农业生产需要，耕地基础地力已经或正在成为高产量、高密度品种增产潜力发挥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徐明岗介绍说，当季不施肥的作物产量基本代表了土壤的基础地力水平。目前，欧美国家粮食产量的70%~80%靠基础地力，20%~30%靠水肥投入，而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仅为50%左右。全国范围内，不施肥区作物平均产量最低，玉米、小麦和水稻不施肥情况下亩均产量分别为268.4、93.7和227.1公斤，产量变化趋势是旱地下降，水田基本稳定。
不同的作物主产区，基础地力贡献率都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监测结果，小麦的基础地力贡献率平均为46.3%，但基础地力贡献率最高的西北小麦主产区达到了53%，最低的黄淮海小麦主产区仅为42.7%；玉米基础地力贡献率平均为44.9%，其中北方春玉米主产区最高，为47.5%，南方玉米主产区最低，仅为33.1%，二者相差了将近15个百分点；水稻的基础地力贡献率差距较小，东北地区、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水稻主产区分别为62.0%、60.2%、59.3%。“综合分析，水稻主产区的基础地力贡献率明显高于小麦和玉米。”徐明岗说。
根据101个国家级监测点数据分析，不同土壤类型耕地基础地力贡献率不同。其中，黑土的基础地力贡献率最高，为62.1%；水稻土次之，为54.7%；潮土、褐土分别为53.9%、51.6%；红壤最低，仅为41.7%。综合分析认为，尽管近些年黑土因不合理开垦、水土流失等因素质量有所退化，但从研究结果看，黑土仍能够提供给作物较多养分和水分，对粮食产量的贡献作用较大；红壤受其养分瘠薄、结构性差、土壤酸害等因素限制，基础地力贡献率较低，严重制约了红壤区高产稳产品种潜力的发挥。
种植方式不同，基础地力贡献率表现也不同。监测结果显示，稻—稻连作的基础地力贡献率为58.5%，分别高于稻—麦、稻—油连作13.3和17.9个百分点。“这说明水稻土能够较好地提供作物生产的养分，但对旱季作物产量的贡献却相对减弱。”根据目前不同土壤类型的基础地力状况，徐明岗建议加强红壤培肥改良，提高耕地对作物产量的贡献，同时要加强水稻土及褐土的施肥管理，维持和提高耕地基础地力。
作物产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基础地力，一个是水肥管理，然而基础地力与水肥投入并不是“1+1=2”的关系。基础地力就像是人的先天体质，体质直接影响到水肥的消化吸收，基础地力较差的耕地更加“吃肥、吃水、吃工”，因此徐明岗一再强调，要“先提高基础地力再考虑减少大量施肥问题”。
红壤酸化
直接影响稳产应科学应对
湖北宣恩县晓关乡张官村村民陈万富家的耕地，10年前还比较肥沃，什么都可以种，但这几年“晴天硬邦邦，雨天不渗汤”，只能种点好活的洋芋，然后套作点玉米。即使这样，洋芋的病害也非常严重，玉米则连续几年都出现白叶病，产量逐年降低。2010年，农业部门曾结合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宣恩县采集了3070个地块的样品，发现当地土壤pH平均值为5.5。
近年来，南方红壤酸化发展趋势越来越严重，且具有普遍性。根据农业部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结果及专家指导组试验观测，自第二次土壤普查至今20多年来，我国南方红壤pH值平均下降了0.5～0.6个单位。与第二次土壤普查均值比较，福建土壤pH值下降了0.4个单位，广西和江西土壤pH值平均下降了约0.6个单位。值得关注的是，红壤区域不仅粮田土壤存在酸化现象，果园和菜园的土壤酸化也较为普遍，比如广西红壤区的柑橘、荔枝、龙眼和芒果4种果园，pH值小于4.5的强酸性土壤和介于4.5～5.5之间的酸性土壤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4%和49%，分别比1980年增加19和11个百分点。
徐明岗介绍说，施肥不科学，施肥结构不合理，偏施化肥尤其是氮肥是导致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目前红壤区域化肥施用量是1980年的1.7～4.6倍，而有机肥施用量减少了近一半，占施肥总量的比例不足5%。施用化肥18年的田块，土壤pH值从5.7降到4.5左右，降低1.2个单位，其中单施氮肥和氮钾肥配施土壤的酸度已降至4.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用有机肥料的田块，土壤pH值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加。此外，不合理的轮作制度也加剧了土壤酸化。试验数据显示，年年连作模式下的土壤比一年或多年轮作模式下的土壤酸化更加明显。
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数据佐证了专家指导组的研究结果。目前，南方14省土壤pH值小于6.5的比例由30年前的52%扩大到65%，小于5.5的由20%扩大到40%，小于4.5的由1%增至4%。“土壤酸化加剧直接影响粮食稳定生产。pH值小于5.5，水稻出现早衰；pH值小于4.5，旱地作物不能结实。”徐明岗解释说，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产量会随着pH值的降低而线性降低。
所幸的是，红壤酸化并不是不治之症。“红壤酸化可以通过化学改良、生物治理和施用有机肥等技术综合防治。”专家开出了3个药方：一是化学改良技术，主要包括基施白云石粉、石灰、钙镁磷肥以及红壤改良调理剂。由于效果明显，目前这一技术已大面积推广应用。二是生物改良措施，主要包括种植豆科或禾本科牧草。研究表明，种植豆科牧草不仅可以提高土壤pH值，而且可以使土壤钙离子含量增加2倍、镁离子含量增加70%左右。三是长期施用有机肥或秸秆还田。“这是防治红壤酸化和促进作物持续增产的重要措施。”徐明岗介绍说，有机肥可降低土壤交换铝的毒害作用，而实行秸秆还田可有效防治土壤酸化和降低土壤铝毒。
促进作物增产效应更明显
南京农业大学2006~2011年在江苏常熟市田间定位试验结果显示，有机肥氮取代20%的无机肥氮后比100%无机肥氮在小麦上增产3%~4%，有机肥氮取代25%的无机肥氮后比100%无机肥氮在水稻上增产4%~5%，且总施氮越少，有机肥氮取代无机肥氮的增产效果越明显。
判定土壤的优劣，有机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有机质对耕地质量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以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五大典型农业区域的23个农田长期定位试验为基础，在对不同气候区、不同类型土壤在不同施肥模式下近30年的土壤有机质及作物产量等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土壤有机质含量与作物产量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区域农田土壤有机质提升增产效应显著。在现有生产水平下，全国范围内土壤有机质每提升10%，每亩玉米增产31.5~102.4公斤，小麦增产31.3~56.9公斤，水稻增产34.1~47.6公斤。
不同区域土壤有机质提升对作物增产的影响差异较大。以玉米为例，土壤有机质提升10%，西北和东北地区玉米增产最高，每亩可达70~102.4公斤；华南最低，每亩增产31.5公斤；华北居中，每亩增产37.3~58公斤。
需要厘清的是，并不是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作物增产越明显。试验结果表明，在东北、西北和华北中部，土壤有机质提升的增产效应都有一个“拐点”，超过临界值，有机质提升对作物产量没有明显影响；而在华南、华北北部和长江流域的土壤试验中，尚未出现明显的“拐点”。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提升，同样能够改善旱地作物的稳产性。据测定，每公斤土壤碳含量提升1克，小麦、玉米的产量可持续指数提高5%左右，与此同时变异系数下降5~8个百分点；由于水分的涵养作用，有机质提升对水田的稳产性影响不明显。
科学施用有机肥是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一个重要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与不施肥相比，有机无机肥配施能够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其中玉米、小麦和水稻的增产率分别达到93%、219%和75%；与施化肥氮磷钾相比，作物产量也有所提高且产量下降趋势得到明显改观。“和单纯施化肥相比，长期有机无机肥配施，玉米、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变异系数分别下降8个、4个和3个百分点。”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组长、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沈其荣解释说，这表明有机无机肥配施，作物既能高产又能稳产。
根据专家指导组对土壤有机质提升模式的调查与研究，秸秆全量还田、间套作绿肥或豆科作物、施用商品有机肥和有机无机复合肥等模式，不仅能使当季作物产量略高于化肥处理，更重要的是能长期培肥土壤，使农田土壤生产力持续提高。“秸秆还田应该重视配套技术措施的完善，间套作绿肥或者豆科作物的关键是让农民看到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沈其荣认为，使用商品有机肥或者有机无机复合肥是土壤有机质提升模式中最可行的途径，“因为这个途径既能使当季作物更高产，又能显著提高土壤生物活性和土壤有机质含量”。
质量管理
完善法律体系推进制度建设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又加剧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争地矛盾。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资料，近10年占用耕地六七千万亩。虽然建设占用耕地实行了“占补平衡”，但实际操作中，补充耕地与被占耕地的质量一般相差2~3个等级，有些补充耕地生产能力不足被占用耕地的30%。此外，重用轻养、耕地退化及污染等现象也引起耕地质量下降。
“面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严峻形势，如何从根本上提高耕地质量、确保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教授汪景宽指出，目前，我国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法规，但对于耕地质量的立法却明显滞后，特别是耕地质量谁来保护、如何提升及怎样建设等，还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
加快启动耕地质量管理立法研究，明确责任主体，已成为当前耕地质量保护的当务之急。2012年，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对国内外涉及耕地质量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当前，各国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立法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将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分散地规定在保护与规范其他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中；二是将耕地质量及耕地土壤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加以保护，制定单独性的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法律法规。
“我国是第一类的典型代表，而绝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都采用第二种模式。”汪景宽介绍说，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均对耕地的保护做出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但这些关于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多是原则性规定，过于抽象，多数只是一笔带过，既没有系统性，也缺乏具体的制度操作性，更谈不上配套措施，“往往只是指出要‘保护耕地质量’、‘改良土壤’，但对于如何保障耕地质量不下降，如何对质量已下降的耕地进行改良，并未做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目前，我国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涉及国土、财政、发改、农业、水利等多个部门，工作存在相互交叉，缺乏有效的协调工作机制。”汪景宽说，法律法规赋予了农业部门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但缺乏强制性的具体措施，而国外都通过立法建立了统一的管理机关，改变了过去管理薄弱而不得不倚重于司法的末端控制模式，建立了预防为主和全过程控制的新型模式。
此外，耕地质量管理的评价标准不完善，可操作性差。我国已颁布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技术规范》等，属于部门技术性规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只是单一规定了土壤的等级分类，未对耕地质量的标准做出明确规定，而且标准过分强调统一性，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及耕地多样化的特点。“没有明确的耕地质量评价标准，就不能为相关执法提供依据。”汪景宽说。
针对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前景，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专家指导组对加强耕地质量立法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制定一部统一的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条例，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完善我国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的具体内容，明确监测与监督管理的职责机构和责任；二是修订现有的与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等，使之与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条例相协调。
土壤“肥瘦”要十看
一看土壤颜色。肥土土色较深；而瘦土土色浅。
二看土层深浅。肥土土层一般都大于60厘米；而瘦土土层相对较浅。
三看土壤适耕性。肥土土层疏松，易于耕作；瘦土土层黏犁，耕作费力。
四看土壤淀浆性及裂纹。肥土不易淀浆，土壤裂纹多而小；瘦土极易淀浆，易板结，土壤裂纹少而大。
五看土壤保水能力。水分下渗慢，灌一次水可保持6～7天的为肥土地；不下渗或沿裂纹很快下渗的为瘦土。
六看水质。水滑腻、黏脚，日照或脚踩时冒大泡的为肥土；水质清淡无色，水田不起泡，或气泡小而易散的为瘦土。
七看夜潮现象。有夜潮，干了又湿，不易晒干晒硬的为肥土；无夜潮现象，土质板结硬化的为瘦土。
八看保肥能力。供肥力强，供肥足而长久，或潜在肥力大的土壤均属肥土。
九看植物。生长红头酱、鹅毛草、荠草等的土壤为肥土；生长牛毛草、鸭舌草、三棱草、野兰花、野葱等的土壤均为瘦土。
十看动物。有田螺、泥鳅、蚯蚓、大蚂蝗等的为肥土；有小蚂蚁、大蚂蚁等的多为瘦土。(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