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习近平最近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在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问题。本文试图解读“永恒的课题”的深刻含义，揭示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问题，并为应对挑战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粮食安全再定义
“粮食安全”是个舶来词。英文是“Food Security”，虽然更符合原意的翻译应为“食品保障”，但约定成俗，其后中文翻译都将其译作“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论述发展的文献。当时由于石油危机引发了1972年至1974年粮食价格暴涨的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不安全的粮食形势深感忧虑， “粮食安全”就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议题提出来了。“粮食安全”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1974年联合国的《世界食品大会》报告。而将“粮食安全”打造成一个响亮的，有感召力的全球口号，还要归功于1996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World Food Summit)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正式文件《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议划》。
在这两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的定义了“粮食安全”。首先是明确了粮食安全问题的考量的层次：“在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现粮食安全”;同时界定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同时这个定义强化了粮食安全的多维性质：首先是存在可供给的粮食;同时，个人，家庭和国家有经济能力获得粮食;此外，富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满足需要并且价格相对稳定等。从而，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和进口足够粮食的问题，也是粮食配送和分配的问题。《罗马宣言》同时强调，人皆有食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并确定了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8.4亿减少到4.2亿的雄伟规划。
然而，《罗马宣言》定义的粮食安全是相当狭隘的，短视的，其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一个静态的现状，缺乏粮食安全应有的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的基本内涵，结果，往往会误导决策者为实现粮食安全制定的政策和举施。
首先，世代衣食无忧才是真安全。
人类生生相息，代代衍繁，无论那朝那代，“人皆有食”都是人类生存需要，社会的基本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无止境的过程，不仅在当代社会要实现“人皆有食”，而且世世代代都没有“缺吃少穿”和“营养不足”的忧虑。
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绿色革命”以来，农业再生产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工业的动力和投入革命性的改变了自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使得农业生产日益趋同于工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颠覆了传统以自然资本的投入和传统耕作方式，以新品种为中心，用工业化生产的化肥取代农家肥和自然的土壤肥力增进，各种杀虫剂和除草剂替代了以深耕和轮作来控制病虫和杂草的选择，工业化石燃料驱动灌溉替代了传统的蓄水保水浇灌，重型农业设备与机械耕作和收获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的强度和用量，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写了农业作为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历史。
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的工业集约化农业，对于全球粮食生产从 1961年的 8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25 亿吨居功至伟。但是，这样工业化农业衍生了两个巨大的问题。第一，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工业化的农业面临随着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的危险;其次，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已经造成了包括肥沃土壤退化、地下水枯竭、虫害肆虐，生物多样性遭到侵蚀，空气、土壤和水源受到污染等问题，而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致对燃料、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需求不断攀升。这从根本上危及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尽管农业生产工业化改变了现代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但自然，包括土地和生态仍然是农业的基础，一旦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被破坏，农业生产就会衰落。
在农业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加大化学肥料和农药等工业投入的施用，可以实现短期内的“高产”，来满足农产品的需求，但这样的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并加速对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结果，当代的粮食安全实现了，但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丧失了。所以，粮食安全是个“永恒的课题”，其定义必须体现动态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即在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层次上， “粮食安全”就是要实现千秋万代人类粮食安全和食品供给保障，而不只是追求几年，几十年的“丰衣足食”。
其次，经济有效才有可持续性。
虽然《罗马宣言》给粮食安全打上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烙印，但是却忽略了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有效性：以资源利用最优化为基础，经济成本最低来实现粮食安全。“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可以取得短暂的“粮食安全”，但注定没有可持续性。
经济有效性有两层含义。农业生产实际上也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经济有效，以最优化的投入去实现最优水平的产出，即最优化的投入和产出，而不是不计成本的最大产出。另一层含义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经济有效地实现粮食安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要素组合的时间，空间，食品贸易的方式和流转的过程，作为一个极具资本色彩，政治色彩的全球化，不仅为国家在全球的平台上实现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让所有国家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挑战，遭遇粮食贸易实物和价格风险的波及。
体现在贸易中的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是交易的条件要公平，不存在垄断，不存在操控价格的问题。同时，还有进出口商之间“贸易条件”公平的问题，因为如果贸易条件不公平，出口交换粮食货物的价格被压低，或进口粮食的价格被抬高，都不是经济有效的粮食安全。
合理消费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内涵。
《罗马宣言》中粮食安全的定义，还忽略了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涵：合理消费。粮食安全不只是单方面的供给保障问题，同时也是合理的需求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奢侈”和“浪费”食品盛行，不可能取得粮食安全，因为“挥霍”粮食是没有极限的浪费，是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
国际社会一致公认“人皆有食”是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普世价值，那么，在道义和公理上，就不应该在满足全世界粮食合理消费前，将粮食作为他用，比如生产乙醚。也不应该以国家政治干预粮食的流动，甚至以粮食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这些问题都被《罗马宣言》中的粮食安全定义忽略了，也许正是狭隘的“粮食安全”理念的误导，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竟然宣布全世界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从1995年的8.4亿增加到了10亿，而在1995-201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因为高速经济发展促成近4亿人免除饥饿和贫困。在探讨世界饥饿人口增加的原因时，农业“投资不足”是“罪魁祸首”之一，而“投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无视粮食安全可持续性的动态，轻慢实现粮食安全经济有效性所致。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危局
当“动态可持续性”和“经济有效性”成为粮食安全核心构成，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发展动态的评估，就有了新的视角和判断。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可持续问题，是确保子孙万代衣食无忧的问题。
以竭泽而鱼的生产方式追求短期内的“高产”，造成农业自然生产基础的破坏，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问题。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创造了增产的捷径，神奇的化学元素，魔幻的转基因，万能的工业石化动力，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制造工业产品作为主要投入，在创造增产奇迹的同时，也透支未来，为满足当下的欲求而破坏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在1978年到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6.02亿吨，将近翻了一番，肉类翻了近10番从900吨增加到8600万吨，水产品，水果，蔬菜等都有10倍以上，甚至百倍的增加，比如苹果，从38万吨增加到近4000万吨。翻了100多倍。食品生产如此奇迹般的暴涨确保了当下丰盛的供给，然而，代价是巨大的。
1978-2013 年，中国化肥使用量增长了8 倍，农药增加 15 倍，而粮食增产不到1倍，单位面积用量成为世界之最，单产并非世界最高。2012 年中国每亩化肥用量 32 公斤、农药2 公斤，前者较发达国家高出3倍，后者高出近5倍，但玉米，小麦的单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也显现中国农业生产中工业投入不合理，中国生产了世界 20% 的粮食但施用了 32% 的化肥和近40%的农药。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尤其是为了实现当年的高产过度施用工业投入品，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基础。
中国土壤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除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残留物之外，还有工业金属污染的问题。据估算，目前农业中被污染的耕地已占总耕地面积达到25-30%。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消费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等粮食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结果，不仅工业投入边际生产率下降引导的日益增加的投入需求，土地不再生产食品而是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新近发生的的大米样镉含量超标的“镉大米”事件，就是的目前中国农业自然生态和集约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警号。
农业生产的工业投入对水源和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近年中国农业用水量已达4000亿方，其中灌溉用水量占90%，由于工业投入的过度施用，造成了大面积的水污染。同时，工业化农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也愈益严重，比如，据广东省政协的调研，广东农村环境面临生产污染、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三大污染困扰，农村环境污染导致珠三角多地蔬菜重金属超标率达10%-20%。
然而，为了实现高产出，农业生产中化学投入到施用量的上升趋势依旧，这对于本已脆弱的农业自然再生产基础无疑于雪上添霜，同时加剧农业生产食品向生产“毒品”的转化过程。
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房地产向粮食生产直接争夺土地，摧毁粮食生产的自然基础。
城市化会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近年中国日益火爆的房地产，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的却是土地财政和房产金融化促成了对土地的过度需求。1978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仅6.7平方米，2012年增加到40平米，在30多年中，新的住房建筑面积净增433亿平方米，按容积率为2算，3600多万亩土地被用于新的住房建筑，这还不包括商业房产。如果按照近年的年均新增住宅面积7亿平方米的规模，每年将有600万亩土地将被征用。
在人均仅1.38亩耕地的国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奢侈，但中国的房产依然增速不减，高房价和亿万家庭“蜗居”被误读为“刚需”。中国房地产的兴旺主要原因是卖地成为政府暴富的途径，房产成为只涨不跌，回报最高的金融产品，结果推高了房价，“误报”了需求。在“买房可以致富”的当下，很少人可能会因为遥远的，后代的粮食安全危机而同金钱为敌。
由于高房价，造房比种地带来更高的金钱效益。一亩地种粮食净收入一年不过1000元，但1200平方米的房产(假设容积率为1.8)，在每平米5000元的价格时，却可获得600万元。在金钱的诱惑之下，粮食生产面对房产争夺土地，注定无招架之力。土地，粮食生产的基础，不断的被房地产蚕食。什么“耕地红线”，不过是纸编的篱笆。尤其是在所谓“刚需”的借口下，不断驱赶蚕食粮食生产的基础，用耕地种植水泥然后换成可能变成废物的纸币，危及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巨量进口食品不可持续。与中国农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连增”相伴的，是中国粮食和农产品贸易的历史性移位和进口的“暴增”。在2003年前的10年，中国年均净出口谷物(玉米，大米等)870万吨，在2004年瞬间落为谷物净进口国后，成为全球最具爆发力的进口国。2012年，中国农业净进口额(农业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125亿美元，谷物1400万吨，大豆5800万吨，食用油850万吨，棉花510万吨，肉类200万吨，食糖370 万吨，干鲜果品330万吨。按世界平均产量为基础估算，生产这些农产品至少需要4000万公顷的土地，约为目前中国农业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按照目前的趋势，在2020年，中国玉米进口将达2000万吨，大米2000万吨，小麦1500万吨，大豆8500万吨，其他油料600万吨，棉花500万吨，食糖500万吨，肉类600万吨，蔬菜果品600万吨，生产这些农产品将至少需要8000万公顷土地。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粮食安全都面临自顾不暇的危机，这样的巨量进口绝对不可能满足。
据联合国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比目前70亿净增22亿。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将近28亿吨，人均拥有400公斤。考虑到目前世界尚有10亿人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 2050年世界粮食生产至少需要在现有产量的基础上增加20亿吨粮食，即要在现有的产量上增加70%。
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耕地面积不断被蚕食。虽然由于灌溉条件的改善，过去50年中全球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增加了12%左右，但是人口翻了近一番，按人均计算耕地面积事实上减少了35%。根据一个最乐观的估算，地球潜在的可农用土地面积约在45-50亿公顷之间，现在实际农用耕地面积仅15亿公顷，所以，土地不是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60-70的淡水资源都用于了农业生产，这样，即便全部的淡水都用来生产食品，耕地也最多能扩张到21.4亿公顷。结果，即便土地不会制约粮食生产的扩张，但淡水资源会成瓶颈;其二是土地资源国家和地区间分布不均，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发率已经超过90%，在这些国家耕地是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革命，以供给链管理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对全球粮食贸易垄断的格局基本形成，控制了 70%以上大宗农产品贸易。同时，进入贸易的农产品金融化不断加深，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农产品成为金融产品，这让农产品贸易成为跨国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2008年世界主要农产品价格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样的格局，加大了国家粮食进口的风险和成本。即便是2012年的食品进口总量不变，如果世界价格翻10倍，中国每年进口粮食的支出将是1.2万亿美元。
中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率越来越低。
首先是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比如玉米生产，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研究报告， 1978年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为798元/hm2，到2011年已经达到11 463元/hm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78年增加了2.4倍，而单产从2805公斤/hm2，增加到5960公斤/hm2，仅1.1倍。而且，2011年玉米单位生产成本就超过美国。由于化肥和农药等工业投入量和价格的不断增长，玉米生产总成本趋势继续走高。
其次是政府农业补贴的边际效率明显递减。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近13，000亿元，比2011年的10，408亿元增长25%，这是过去几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15%左右增幅的再跳跃。如果所有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都和增加粮食产量有关，那么，2012年每公斤净增产粮食涉及的中央财政支出为15元左右，这比2011年的7.4元翻了近一倍，远高于市场上每公斤稻米的价格。而这还不包括增加的地方财政补贴，和政府对粮食生产要素的补贴。政府扶持农业边际效益的恶化，不仅表明政府支持农业增产缺乏经济有效性，也反映出由于成本巨大而缺乏可持续性。
工业化的农业可以通过透支未来满足眼下的食品奢侈和浪费，而增加进口也可以短期中填补供求的缺口，但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消费将危及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这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真正危局，也是“永恒课题”的深刻含义。
三、化解中国粮食安全危机
1. 反对浪费，合理消费
粮食安全，本质上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然而，在应对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却过分偏重于增加供给，志在“连增”，而忽略了反对食品消费中的浪费和不合理的消费，同时在“刺激内需”的思路下，政府政策和市场导向主要目标是鼓励和刺激食品需求，这集中反映在改革开放以来饮食行业的超高速增长。
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国饮食业的经营额仅55亿元，人均5元左右。而2012年，经营总额突破2。6万亿元，人均2000元，几乎和城乡居民家庭食品现金消费的人均额相当。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78年暴增了68倍。在1978 - 2012年间，扣除通胀因素的餐饮业营业总额年均增长率是18%，将近GDP年增长率的一倍。而2011年商务部发布的“十二五”期间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力争在“十二五”期间，餐饮业继续保持年均16%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零售额突破3.7万亿元。
而在饮食业增长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的暴涨。1978年工业用粮仅800万吨左右，但2012年约为8000万吨，大豆榨油和酿酒业的高速发展对工业用粮暴增功不可没。饲料用粮的增长更快，1985年以前，饲料用粮一年大约7000万吨，2012年已达3.5亿吨，翻了5倍，占粮食总消费量的60%。换句话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78年的260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520公斤，主要归功于餐饮消费。
虽然生活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诸多实际调查发现，中国餐饮业的浪费情况十分严重，保守的估计大约五分之一的食品，至少7000万吨的原粮被浪费。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家庭的食品消费中的浪费也很严重。过去几十年，以西方丰裕社会为前提的“沃尔玛”之类超市和厂家“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量购买，因为变质和腐烂而不能食用，以及备餐量过大等，所造成的浪费巨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至少10%的食品就是这样浪费掉，据此推算，中国浪费食品近3000万吨原粮。此外，按中国媒体的调查推算，各类食堂的浪费近1000万吨。加总起来，每年中国至少有1.1亿吨的粮食在消费环节被浪费，占总消费量的15%左右。
显而易见，在食品浪费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只强调增加供给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的。必须双管齐下，在不放松供给保障的同时，将制止和减少食品消费中的浪费，作为实现中国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基本战略措施之一，大力减少以饮食业为主的严重食品浪费的问题。事实上，倘若目前浪费的食品减少一半，中国粮食自给的目标就基本可以实现。
减少食物浪费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参与。人类的消费决策，并不完全理性，不只是受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收入和价格驱使，简单的市场手段在很多情况下对减少食品浪费影响不大。行为经济学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在相当的程度上，有限理性的消费者的大多数决策是“比较”出来的，“以他人为参照点”做出的，因此广告才可以大行其道，诱惑和引导消费者。所以，要在全社会营造“食品合理消费”的氛围，反对奢侈和浪费，比如，在全国开展“停止浪费食物”活动，为消费者提供食品合理消费指南，促使超市和餐馆“负责任供给”，比如提供小份熟食和菜肴，从根本上改变食品“薄利多销”的营销方式。
鼓励“健康，合理食品消费”，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施。由于食品匮乏导致人类营养不良造成健康问题，但过度摄取能量和脂肪造成肥胖，引发各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也极大损害人们的健康。因此，提倡“健康，合理食品消费”不仅要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也要在全社会确立健康，合理的消费风气，遵循营养学家“吃各种食物”的健康膳食建议，吃得营养，活得健康。世界上目前有14亿人由于摄取能量过度而“超重”和肥胖，而中国肥胖儿童人数在过去15年里增加28倍，超过1200万，7岁以下儿童中有近五分之一超重，7%是肥胖儿童，这都是不健康膳食造成的。
在中国实现健康，合理食品消费，大力减少酒类和烟草消费必不可少。统计显示，2003年到2012年，中国白酒产量翻了3倍达1153万吨，人均成人消费约15公斤，而啤酒几乎是从无到有，2012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人均成人消费62.5公斤。为满足白酒和啤酒的生产，需要粮食至少4000万吨。2012年中国卷烟总产量达2.5亿箱，比2002年中国加入非约束性的《世界禁烟公约》时的产量翻了近一番，而种植烟草的耕地面积也将近翻了一番到2200万亩。吸烟危害健康，污染环境，需要大力限制。如果可以将酒类消费和烟草消费减半，可节约工业用粮2500万吨。
2. 增产节约
数十年的工业集约化生产耕作已严重削弱了农业自然再生产的基础，危及中国粮食安全的长盛不衰。然而，迫于不断增长的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农业生产不可能放弃工业集约化生产方式。这是确保中国粮食供给的两难。对此，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第二次绿色革命”为契机，建立重质，重量的粮食安全体系，从节约肥料，农药的投入，提高效率去实现农业生产“节约也增长”，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据网载，河南省实行测土配方施肥，到2020年每年就可节约化肥110万吨，节约农药1万吨，节水11.8亿立方米。如果河南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大约可以节约化肥1220万吨、农药10万吨，地下水311亿立方米。
“增加生产，节约投入”保护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基础，是确保农业生产食品不恶化为生产“毒品”的转化过程，实现中国世世代代的粮食量和质的安全的关键。“增产节约” 还能通过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据估算如果实现测土配方施肥，每吨粮食可增收100元左右。
在食品收获，加工和分销环节中也存在巨大的损耗，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至少10%-15%的食品在这个过程中损失，因此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措施，在粮食收获，运输，冷藏，储存，加工，包装，批发和零售的食品输送链中减少损耗。同时，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防止农民因信息闭塞，生产过剩造成的食品浪费。此外加强食品加工过程中工人的培训，减少因操作不当或不卫生造成的浪费等。
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量和质并重，守护好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确保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基础，但确保土地的质量和土地的肥力和无污染，也至关紧要。面对人多地少的中国现实，在追求当下居住环境和金钱(投资收益)时，不可对子孙万代的粮食安全置若罔闻。粮食耕地一旦“种上”了高楼，几乎不可能再恢复用于粮食生产，土地用途的不可逆转和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现实，客观上制约了我们住房环境的过度奢侈，尤其是不能任由房产成为政府税收的源泉和回报最高最稳定的“投资”。
3. 打破贸易垄断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将世界夷为平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要素组合的时间和空间，这不仅让地球村里的所有国度，在粮食安全问题上面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挑战，也为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实现粮食安全提供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下国家食品的“自给率”不应只限于国界线内的产出，而应该包括国家粮食企业在“平坦世界上”通过自己的供给链生产和组织的食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食品进口需求强劲增长的风险，在一定的时期内，主要不是量大的问题，而是进口来源的问题：是从跨国粮商购买还是来自自己的供应渠道。
2007和2008年之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对于中国不只是一个极好的警示，更是食品安全危机会引发后果的提前彩排。当时，所有的食品价格：玉米，小麦，大米，食用油，肉类几乎是在一夜间就井喷了。比如大米价格，当几个主要出口国宣布限制大米出口以保证本国供应后，大米的世界市场价格在短短3个月内就翻了番，价格的“爆发度”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无力获得粮食而面临生存危机，在贫困的加勒比海沿岸国家、非洲与东南亚、南亚等国人民，迫不得已走向街头为生存抗争。2008年2月，西非的喀麦隆有24名民众在粮食暴动中死亡;3月，海地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暴力抗议导致5人死亡;5月，在非洲索马利亚有2人在争抢食品中死亡;突尼斯，埃及等国由于食品价格飙升引发了社会动乱。。。“民以食为天”，天塌了社会怎么能不动荡?
有人将这场粮食价格危机归咎于供求失衡，拿新兴经济体需求增长和低库存于消费量比率说事，但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同世界贸易量75%的粮源被少数几个跨国粮商和投行控制，趁机兴风作浪直接相关，没有粮食贸易的垄断和金融化，只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粮食价格不可能在几天，几周翻番。过去20多年，日本不少大宗粮食和油料进口对世界市场的依存率高达50%以上，但尽管世界粮食市场风波不断，但日本的食品进口很少被危机波及。
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日本以全球为平台，建立起了自己的食品供给链，无须受跨国公司的制约。
2003年到2011年期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累计总额达13.8万亿美元，但是涉及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的投资仅1549亿美元，为总投资额的1.1%。农业投资低迷反映了相对于工业，农业投资回报低，回收周期长的特征，但也折射出对农业投资的强烈需求。中国必须摆脱跨国粮商对中国粮食贸易的控制，要在全球的平台上建立自己的食品供给链，应以全球巨大的农业投资需求为契机，在全球的平台上，建设公平和有效的食品供给链。中粮集团等国有企业应为建设和健全全球平台上的中国食品供给链，发挥其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打造中国的“粮安航母”。
结束语
虽然在短期之内，中国不存在“粮荒”的威胁，但经历了几十年农业工业化集约生产，和误将食品消费作为刺激内需的对象，中国粮食安全已经深陷不可持续的危局：以掠夺和透支未来的自然资源，砸子孙万代的饭碗，来满足时下食品的奢靡和浪费。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以可持续为基础，实现高效，合理的供给和需求动态的平衡，在实现节约也增产的工业化农业高产和生态平衡的同时，大力反对食品消费中的浪费和奢侈，坚持食品合理消费，打破粮食贸易垄断，打造中国粮安航母，将是确保中国时代粮食安全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