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最质朴的与最艺术的
自古，艺术似乎就是阳春白雪，它与下里巴人对应，却遥遥相望。
哪怕是后来，当有了“原生态艺术”这个词汇，哪怕它就是源自于下里巴人最质朴的创造，然而真正有时间、有心情、有乐趣、有品位去欣赏的人们，仍然在繁华都市里过着最阳春白雪的生活。
换言之，艺术似乎从来都是一件阳春白雪的事。
但是，正如那些肯把“原生态艺术”带出大山的艺术工作者们一样，编剧赵冬苓与导演管虎，他们把最质朴的《沂蒙》搬上银幕（甚至以此为基础衍生出后来金马奖的获奖作品《斗牛》），坚持用最质朴的方式去表达一群人在革命年代质朴、高尚同时也真挚的情怀。当下里巴人的角色与阳春白雪的形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看着一群并不漂亮、并不大牌的主演给我们带来无处不在的感动的时候，细节，以影像的方式，深入人心。
毫无疑问，文学和影视各有各的优势，因为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而决定了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力，从而达到不同的审美效果。
正如文学可以给我们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更加细腻的心理描写等，影视的特点从传统说法来说是一种集音乐、美术、戏剧、文学、光影等在内的综合艺术，另外我个人还比较欣赏周传基关于影视本体的一种论断，那就是它的镜头表现力——移动的镜头是影视作品区别于其它一切艺术形式的最鲜明的特征，加之剪辑的效果（就是我们常说的蒙太奇的运用），光影、服装、道具、台词、表演、调度……这些因素的集合让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参与场景、旁观故事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沂蒙》的镜头调度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越是看上去寻常但很打动人的东西，往往都是功夫下在无声处。
《沂蒙》不是电影，没有时空交错，没有色彩蒙太奇的单元分割，甚至少有长镜头和大全景。它所有的精力都在细处的刻画上——大量的中景和近景交错，展现在观众眼前的不是沂蒙大地的好山好水，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说话的口气、他们变化的表情、他们内心蕴含着的情感，你找不到华丽的东西，你只能看见他们并不鲜亮的容颜后面，那一颗颗质朴却伟大的灵魂。
精雕细琢——这四个字并不过分。因为如果想要表现一群真实的人，其实比用一群亮丽的脸庞诉说故事要难得多。对演员来说，要不断揣摩当时情况下山村妇女、没有文化的落后男人是什么心态，什么表情，什么语气，什么动作、甚至什么口音；对化妆师来说，化俊男靓女容易，把脸弄黑了，且还要黑得自然真实，乡土里透着坚毅，这太难；对灯光师来说，相当多的室内场景，光源不足，但又必须让几个主体人物的动作、身影、角度都具备层次感，这并不比偶像剧容易；对编剧来说，最难最难的，就是那些既要让全国各地观众都理解但又要有沂蒙风格的台词，既要真实刻画人物、表达人物信念理想，但又不能过于高大全的细节设置……为了达到所有这些效果，耗资必然巨大。
所以要感谢赵冬苓、管虎，有勇气还原这一切，有勇气承担最初凋零而又寒酸的收视率，也要祝贺他们，因为有勇气善待作品、追求艺术，从而终将获得观众的认可。
或者可以说，《沂蒙》不仅写了一个红色经典的故事，更重要是，把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感情，写到了观众的心里。
在关于赵冬苓的采访里，恰好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记录：
在很多人看来，在收视率至上的今天，选择坚持自我的管虎就是选择了商业上的风险，而排斥大牌，排斥光鲜的管虎要把质感、真实、质朴追求到极致，这意味着拍这部电视剧一点也不少花钱。“我们第一次谈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我强烈犹豫。那不是对一个剧本的犹豫，那是一个艺术创造者在商业社会中对自己走向的犹豫：是追求商业社会的最大回报？还是洁身自好，追求一个真正的艺术品？”
赵冬苓坦言，是管虎的勇气鼓舞了她。管虎的坚持也打动了想用大腕的制片方，最终尊重了管虎的选择。《沂蒙》的播出也因此历尽波折，赵冬苓曾经质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管虎当初用普通话拍，哪有后来这么多的曲折？如果是个大路货，或许它早就在最好的频道播出了！”终于播出后，面对开始几天惨淡的收视率，赵冬苓感到难过：“如果用的演员是大腕，晃来晃去全是熟脸，它的收视率也许要比现在高数倍？”
现在，赵冬苓每天坐在电视前收看《沂蒙》，她庆幸没选错导演：“管虎是最对得起《沂蒙》的那个人，为了这个不是光鲜可人、大路货的《沂蒙》，你会失去很多，但你得到了更多：你有了一部真正让你骄傲的作品。”
这真好——商业年代里，还有那么多艺术创作者保持着质朴而纯粹的艺术信仰，也应该庆幸，在这么浮躁的时候，还有这么多艺术欣赏者，能够为质朴和纯粹感动。
好在《沂蒙》是个引子，让我们想到要说这些话，而我们都知道，《沂蒙》不是唯一。
这就好。
来源：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