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桓：从严治党需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

当前，全党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如何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共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笔者认为，总书记这一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完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重大意义。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在党的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这要求我们在认识上，不要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看做孤立的、彼此分割的两项任务。二者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它影响着、规定着制度建设的方向。

实践证明，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今天，仍然有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以党的核心制度——民主集中制来说，它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特有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如何理解党内民主，它与任何政党都有的民主程序有何区别？如何认识集中，集中为什么与专断不同？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怎样认识和处理？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民主集中制？这一系列理论、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靠思想建设来解决。同样重要的是，制度由人来制定，也要由人来执行；人的立场观点、思想觉悟对制度的制定、执行和保证至关重要。显然，离开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人们在基本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制度是难以制定的，更贯彻不下去。

然而，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思想建设、思想教育的成果都需要制度去落实和保证。制度治党则是在思想建党引领下解决如何建设党、管好党的问题，对思想建党具有不可缺少的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因为把思想的影响力转化为刚性的约束力，只能靠制度来实现。必须依靠制度对党员行为的刚性规范作用，也就是要发挥制度治党对思想建党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实践一再证明，“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就从严治党来说，管住权力是一项根本性的重要任务。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可以概括为：“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可是，在实践中践行这样的权力观，仅仅靠思想教育的手段还远远达不到约束权力的目的。公共权力具有两重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成为谋私的手段，权力的扩张性、腐蚀性很大，这种腐蚀作用与它可能带来的私利成正比，在缺少制约监督条件下，权力极容易导致腐败。所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单纯的思想道德防线是不够的，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是不是仅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完事大吉呢？正确认识权力的来源和属性，自觉接受监督，积极主动地用权力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在实践中体现权力运行的预期，也需要靠教育。

从严治党所蕴含的高标准、严要求，既以严格的制度、纪律来保证，也以党员干部高度的自觉性去落实。所以，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必须结合，单纯的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都不能完全解决党内的各种问题。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不可分离的两大支柱，是完成五位一体任务的最重要的两个发力点、落脚点。思想是血肉、制度是骨架，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如车之两轮，推动党的建设前进。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下，以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明确党的建设方向，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以系统、科学的制度巩固教育成果，保证各项党建举措的落实，特别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滥用权力行为和各种不正之风。二者的结合要通过科学的途径来实现。从微观方面说，许多地区、单位经验证明，要解决党内思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恰当的思路是：教育领先——查找问题——建章立制——形成机制。以教育解决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在此基础上，查找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各项制度，明确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为党员干部行为设定边界。需要指出，建立制度也不能看做单纯技术性、程序性工作，要在建立健全制度工作中渗透深刻的思想教育内容。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都包括实体性、程序性、保证性内容，如何制定出来，要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澄清模糊认识，使广大党员干部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产生执行、维护制度的高度自觉性，这本身就是教育过程。有了健全的制度，还要解决落实问题，即在制度基础上形成机制。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落实方法和保障措施的工作系统，是执行制度的方式。健全机制，就是确立目标后，实现各项制度的相互衔接和配套，并解决动力源问题。有了健全的机制，思想教育启发的自觉性和制度提供的外在约束性相结合，就会产生聚合效应，从严治党的要求就能落实。

（作者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