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现象之变：代驾生意好 不敢酒驾者越来越多
代驾生意越来越好不敢酒驾者越来越多
代驾司机眼里的酒驾现象之变
制图/李晓军
编者的话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将在北京召开。
五年前的深秋时节，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自此，法治中国建设奏响新的乐章。
三年前的金秋十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幕拉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议题的中央全会。
至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全面展现在世人眼前。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依法治国，更加注重法治在现代化建设和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并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高度，开启了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五年来法治建设的成就如春雨润物，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些“红利”表现在何处?《法制日报》视点版从今日起推出“依法治国五年 我们身边的变化”系列报道，听普通群众讲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正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普通人身边的小故事亦能折射出五年来法治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 本报记者 赵丽
他叫李军，在北京做代驾司机3年了。
每当夜幕降临，李军总会穿梭在北京的各大商圈，为聚餐饮酒的朋友提供代驾服务。
做代驾时间久了，李军经常会遇到熟客，老杨便是其中一位。老杨是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经常在北京市丽都饭店附近招待客户。老杨一般都是喝得微醉上车，有他在车上从不缺话题，久而久之，李军和老杨慢慢成了朋友。
最近两年，老杨叫车的频率明显比以前高了不少。以前，老杨一周也就一两次叫车，现在几乎每周都要和李军见上两三次，而这还是在提前预约，并且李军也有空的情况下。
李军和老杨聊天，问他，一个星期叫几次代驾，是因为生意越来越好了吗?老杨摇摇头，“真的不敢酒后驾驶了”。
老杨家离颐和园不算远，他自认为从颐和园到家的那段路比较“偏僻”，一般不会遇到交警查酒驾。“以前要是在颐和园附近谈生意，喝点酒只要不醉，我还真就自己开车回家了。现在，就算是15分钟的车程也要找代驾”。
老杨的变化，在于他的一次经历。去年，老杨在他居住的小区附近遇到了交警查酒驾。“谁会想到交警会来这么偏的地方查。幸亏那天飞机晚点，我直接回家了，要不然，后果有点糟糕。”老杨还是摇着头，继而又用调侃的语气对李军说，“所以我们俩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李军相信老杨的说法，一来，老杨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这么两句话——“酒后驾车——危险”“又进去一个不怕死的，看来还是得抓，抓得越严，敢顶风作案的越少”。二来，李军发现，这几年，像老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一般而言，每天19时30分至22时30分是代驾高峰期。“收费主要与路程远近、用车时段有关，22时前起步费35元，24时后起步费就是95元了。超过10公里，每10公里还要增加25元。”李军说，在代驾司机的每一笔收入中，平台都要收取20%作为信息沟通服务费。“我每天19时开工，一直做到凌晨3时，实际开车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单、与伙伴们聊聊天，强度不算大，一个月也能赚8000元到1.2万元”。
李军说，自己的收入比原来高了，生意比以前好了，足以说明大家都认同“酒后不开车”。
余建与李军有着同样的体会。
余建说自己是代驾行里的老辈，从2010年开始从事代驾工作。他清晰记得从业之初这个行业的状况：“生意很少，大多数人都只是兼职干。到了晚上，大家就在酒店、KTV门口等着，或者跟酒店合作，他们给我们拉客户，我们给酒店提成。”
“那时候，代驾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推广，代驾行业也没有形成规模。大部分都是几个人一凑，就组成了一个代驾公司，很不规范。”余建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那时候，大家觉得酒后开车不是什么大事。”
余建对两次世界杯期间的生意行情记忆深刻。他告诉记者，世界杯期间，夜里喝酒看球的人不少。按理说，喝了酒应该找代驾，但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即便是在半决赛环节以后，他每晚最多只能接到两三单活儿。2014年世界杯期间的生意就不同了，业务量几乎翻倍，每晚都有六七单。
在老杨的印象中，大概也是在2014年前后，身边的“酒肉朋友”渐渐对酒驾有了“芥蒂”，“那之前，只要能走道，一般都是自己开车回家，身边也就那么几个朋友酒后从来不开车的”。
在代驾司机李军等人看来，这些变化与近几年治理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严格执法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算是亲历者，亲眼见过不少醉驾司机，也对严格执法的效果看得很清楚。”李军说。
余建向记者回忆说，他在酒吧门口趴活时，曾有试图酒驾回家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不在乎被查处，关键是酒后驾车遇到交警的概率也很低”。“在很多司机的潜意识里，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惩罚力度不够，而是被惩罚的概率太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当务之急是提高对酒后驾车的执法检查力度。对于酒后驾车，即使不能做到‘必然被发现’,也要力争做到‘极可能被发现’,而不是‘偶尔被发现’。”余建说，这几年的事实说明，酒驾“极有可能被发现”已成为现实。
也是在2015年之后，李军不止一次遇到此前从未遇到过的事。“一家三口晚上九点多叫的代驾，后来聊开了才知道因为丈夫喝了半杯啤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能叫代驾的，会被认为‘花冤枉钱’。”李军说，他至今记得那名喝了半杯啤酒丈夫说的话，“他说‘我知道半杯啤酒对我来说跟喝白水没什么区别，但现在到处都是查酒驾的，停牌扣分不是什么小事，尤其是醉酒驾驶需要面临15天拘留，一关就是15天，瞒谁都瞒不过去，忒丢人。再说，上班的人缺勤15天绝对是大事，说不定工作都没了。就算是自己做生意，消失15天也说不定错失多少机会、蒙受多大损失呢’”。
几年下来，李军跟各种各样的车主打交道，越发感觉“客人对酒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是怕被查，现在是主动避免，代驾员自然单量越接越多，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基本上一个单刚结束，下个单就来了。”李军说，当初公司平台的代驾只有2500多人，现在达到两万人。即便如此，高峰期要加价才能叫到代驾，“从这一点看，杜绝酒驾的意识的确是增强了。”
□ 记者手记
2013年以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交规出台后，代驾的需求量猛增。每当夜幕降临，很多像李军这样的代驾司机活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全职，也有兼职。他们大多骑着电动滑板车或是折叠自行车，代驾时就把车收起来放入客人汽车的后备厢。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代驾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经历了缓慢初创期，如今的代驾行业已进入了成长期。在“醉驾入刑”和酒文化盛行的背景下，“酒后找代驾”很快成为一种消费习惯。
2016年至今，代驾服务需求和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去年，全国代驾行业的总订单已超过2.53亿单，总产值达154亿元。
上述“白皮书”显示，酒后代驾仍是用户最大的使用场景，占比为97.8%。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代驾行业的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据推算，代驾行业去年减少因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350万起，使83万人免受刑法制裁，减少财产损失462亿元。
代驾行业的快速发展无疑说明了治理酒驾取得的成效，说明公民守法意识的提升。
代驾能创造这么多“红利”，主要是因为“醉驾入刑”以及各地交警部门的严格执法，倒逼很多人养成了“酒后找代驾”的习惯。
“醉驾入刑”带动中国酒后驾驶问题发生巨大变化。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247万余起，酒驾、醉驾已得到有效遏制。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较法律实施前5年相比分别下降18%、18.3%，“喝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已成共识。“醉驾入刑”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