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博物馆馆长袁晓春:"海丝之路"从蓬莱起航

　　历史上，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门。其实除了古老的陆上 “丝绸之路”，当时作为中国与其他沿海国家交流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非常繁荣。“孔子故乡 中国山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采风活动9月15日至19日在山东举行，日前，蓬莱市登州博物馆馆长袁晓春接受了本网记者专访，就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做了详细讲解。

　　袁晓春告诉记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东、南两条路线。东线从登州港(今蓬莱市)起航沿黄海航线，直至朝鲜、日本列岛等诸国;南线沿黄海前往宁波，并沿宁波、泉州南行，一直到菲律宾、澳大利亚，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中亚诸国。

　 　“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于唐朝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登州(今蓬莱市)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点。“当时登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日本、朝鲜使臣来中国都要从这里登陆，也有的需要在这进行修整。”袁晓春表示，古人曾用 “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等诗句来形容登州的繁荣。

　　袁晓春告诉记者，当时每批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作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

　　唐代时期，中国国力达到鼎盛。由于当时的烟台是沿海一些附属国抵达中原的必经之路，所以烟台地区在唐代逐渐成为新罗人往来中国大陆的主要集聚处和居住地。“当时登州城南有新罗馆作为接待新罗朝贡使团的专用使馆，沿海的牟平、海阳、文登、荣成等地设有许多新罗人居住的新罗坊、新罗村。”袁晓春表示，大批新罗人往来、定居此地区，积极学习汉文化，有一些新罗人还在唐政府中出任官职，这对促进唐朝与新罗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除了新罗人外，日本也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在登州登陆，去长安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日本人就是阿倍仲麻吕。史料记载，他曾随遣唐使在登州入唐，在中国做官，历仕三朝。

　 　“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延续至明清

　　唐朝中后期，登州古港以其优越的战略区位，上升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港口，成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位于辽东半岛的地方政权以及朝鲜、日本联系的纽带。据袁晓春介绍，这种繁荣的景象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北宋共有103批、3169名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宋商运往高丽的货物，主要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物却都是通过商人从山东、福建、浙江等地运来，后经登州港出海。这说明，即使到了宋代，蓬莱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主要通道。

　　明初时，高丽使臣船队朝见朱元璋时，也是由登州上岸，再由陆路至南京”。后来，随着明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中朝之间的贸易全面展开，中国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贸易路线全面开通，中朝之间陆路、水路及水、陆兼行有多条路线可行，不过，南京、北京等地至山东半岛，再从登州出海的水陆兼行路线，只须三天便至朝鲜，还是明代初期最为快捷的路线。

　　 明清时，登州从商业城市开始向海防转型

　　明、清时期，蓬莱因古港布局合理、设计巧妙、匠心独运而成为军事要塞，在军事上由千户所升为卫，其城市功能从一个东北亚的国际海港向着守卫山东半岛的地方海防军港和基地转变。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防御体系，在抵御倭寇侵犯方面发挥了海防要塞的军事作用。

　　袁晓春曾在《海上丝绸之路蓬莱史迹初探》中介绍：明时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日本海盗。日本海盗掠夺船只、财物及人口，甚至疯狂入侵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朝两国危害日剧，时称“倭患”。倭寇是由武士、浪人、商人、农民等组成的日本海盗集团。日本海盗驾驶八幡船，使用倭刀、倭弓、火铳等武器，危害中朝两国近400年，给两国造成很大破坏。中国自明朝初期洪武年间，为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和沿海地区安宁，在沿海地区建立卫所海防体系，修建城堡、烽堠等进行备倭。著名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扫平倭寇，彻底解决了倭患问题。蓬莱解宋营古城堡是明朝沿海修建的备倭百户所城，百户所是明朝卫所制中军事编制，每个百户所设士兵120人，长官为百户，武官品级正六品。

　　袁晓春表示，1984年，古港小海清淤时出土的元代古战船、宋元的石碇木碇、明代紫檀木舵杆以及2005年水城清淤时发现的两艘元明时期的古船、一艘高丽古船，都证实了蓬莱昔日对外交往、军事防御的重要地位。(见习记者 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