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研讨综述

　　2015年9月27日，正值中秋时节，以“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孔子的诞生地山东曲阜召开。共有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德国、俄罗斯、马其顿、埃及、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蒙古等15个国家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

　　世界儒学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国际儒学盛会，每两年于孔子诞辰期间在孔子故里举办。本届大会秉承以往各届的宗旨，在独立思想、平等对话的原则下，学者们围绕“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儒学与国家软实力建构”“礼乐文化与社会道德”“儒家思想与公共文化空间”等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总结道：与会学者在重视基础研究、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普遍关注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建构问题，恰当、贴切地呼应了本届大会主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重要命题和儒家“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传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在主旨演讲中表示：经过不懈的努力，世界儒学大会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儒学研究在古今东西的文化交汇中展现新气象

　　毋庸置疑，与以往的时代相比，当代儒学研究正处于空前开放和多维的格局之中。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和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巨大课题。在重建文化自信的思想脉动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正大规模地朝着本土化转向，儒学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出现了新的转机，展露出新的气象。

　　当代儒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文史哲》杂志发布了《近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报告，这些热点包括：中国共产党正面肯定儒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陆台新儒家之争：不同进路的儒学研究如何共处;“政治儒学”渐成气候，“新康有为主义”浮出水面;未来的人类社会如何组织：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日趋深入;大批专家走出书斋，民间儒学蓬勃发展;汤一介、庞朴等世纪学人辞世，儒学研究的过渡时期终结;中国哲学淡出美国顶尖哲学系，国际哲学学院年会则增设“中国哲学”专场;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古籍西译更新换代，“文本批判”技术全面升级;儒家德性伦理学已具声势，角色伦理学开始与之争锋;儒耶在对话中融合，波士顿学派引人瞩目。

　　在与会专家的论文中，这十大热点得到印证。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大会主题演讲中，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儒学现代价值的三个认同，即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认同，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以及作为儒学本身的思想文化的认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邱文元表明：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价值二元立场出发诠释马克思思想遇到形式和内容的深刻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俄国的不成功的中介，在中国则得到了儒家思想强有力的支持，摆脱了西方的二元分裂的宗教性文化的羁绊，彻底解决了表述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教授干春松辨析了康有为和现代儒学思潮的关系，认为康有为立足于经学的立场，试图在坚持儒家立场的基础上消化西方的政治理念，进而构架中国的国家形态。康有为提出的孔教观念和政治儒学的方案都构成了现代儒学的基本议题和出发点。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田辰山教授对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学研究进行了再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曾暐杰教授借助“波士顿儒家”的经验，对当代儒学研究的多元发展样式进行了研究。

　　儒学研究为解决当代困境提供重要智慧

　　本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广泛的外国学者的参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体现了儒学研究丰富的思想和方法的维度。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国际哲学学院副院长杜维明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从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体系中，儒家哲学没有寻求超越的外在精神实体，而是关注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追求凡俗的人文主义，强烈渴望自然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相辅相成。孔子的“仁”，没有阶级、地域的界限，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天下归仁”，这为解决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困境提供了另外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儒家思想的启发下，人类应该享有正义的自由，有同情心的理性，有社会和谐的个人尊严和有责任的人权。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安乐哲认为，当代世界在取得广泛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全面危机”。他认为应对这种全球困境首当其冲要摒弃人们熟悉的个体玩家竞争模式、只追求一己之私的文化资源，代之以协同合作形式的、跨民族、伦理和宗教界限的恰当文化资源。很多人认为，作为泛亚洲大文化现象出现的儒学，有可能对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话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瑞智同样认识到，随着亚洲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需要重新估量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世界共同体的英美传统的优长和缺陷，同时更充分地了解和估量儒家的思想传统。他认为“君子”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他围绕这一范畴对其本体论的含义和现代价值进行了多角度的注释和阐发。越南历史研究院教授阮国生追溯了儒学对越南历史的影响轨迹，他指出，为了实现越南现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文明的目标，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政府除了依靠马克思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南针，还需要利用并选取儒家思想的积极点与现代社会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儒学思想重新迸发出生机和活力。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曾繁如教授近年来在山东曲阜建立了“曲阜儒学新院”，致力于以新的方式把儒学思想传向西方。他把儒家思想的精髓概括为“推己及人，宽、远、深”，认为这种精神具有普遍的世界性价值。来自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的陈启生先生从儒家与基督教的比较中阐明礼乐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他主张从研习经典、重建文化自信等角度，重新恢复儒家的礼乐精神，建设礼乐社会。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马卡洛夫国力海运大学的尼古拉·米古诺夫就儒家和谐话语的内在超越性发表了看法。

　　拓宽儒学研究的路径和维度，回归儒学的践行精神

　　贾磊磊在致辞中表明：儒家学说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藏书阁中奉为经典的历史文献，它还寄托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和精神追求。这种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框架的影响下，儒学研究主要限于学科化、学院化的基本理论研究。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中国儒学同时具有基础理论、社会功能、践行体系等方面的宽广的文化内涵，比西方的思想体系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存在生态。因此只有从更多样化的维度和路径出发，秉持儒学的强烈现实品格，才能更好地推动儒学研究向更高境界的提升和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阐释了自己理解君子道德人格的六个方面：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阔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他主张通过培育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社会贤达，率先垂范，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改善。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存光认为，儒之为教的实质意义在于建构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理念与实践。“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必须基于对儒家仁学思想史之演变历程的整体考察与系统观照，而且应从仁学实践论的进路推进和深化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以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来自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教授从韩国政府推进“不孝子防止法”的实践说起，对恢复传统礼仪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他主张按照传统方式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一体的结构下进行“为人教育”。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林素英详细介绍了台北孔庙重新恢复文化活力的成功经验，建议曲阜充分利用与孔子的亲密关系，规划能发挥孔子六艺之教的体验区，依靠特殊的文化空间，建设真正的“首善之区”。来自日本爱知工业大学的史文珍博士和东京福祉大学的汪宇博士认为儒家思想以人的生活方式为切入口，提出了人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以及达到的理想的方法和途径，他们以仁、义、知、时和恕为例，说明了孔子思想解决当代实践问题的效能。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认为，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以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和儒释道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模式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文化心理结构尚未被颠覆。所以未来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就需要从充满深厚自由精神的儒家传统中来吸取智慧，从而调整权威、制度和价值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