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别只是“看上去很美”
追求绿色GDP的关键是让承受环境成本的民众成为可靠的博弈力量，敦促政府强力治理污染，让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转化成政府治污的政治动力。
环境保护部近日召开“建立绿色GDP2.0核算体系”专题会，重新启动绿色GDP研究工作。
绿色GDP最早源自联合国统计署倡导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将有助于GDP考核的优化与合理化，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真实状况，弥补传统GDP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
绿色GDP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1年前，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是其主要推动者，在2006年公开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然而，主要是在“唯GDP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这一项目被搁浅，资源环境成本与治理最终没能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约束性指标，也较为直接地导致这么多年来有目共睹的环境破坏。
有数据显示，在全国74个按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城市中，达标比例仅为4.1%；全国1.5亿亩耕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森林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仍然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严重污染的劣V类水体比例达10%左右。
与此相对的是，人们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度也在不断降低，自2002起，环境问题造成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每年增长29%。而且，环境问题恐怕还只是“刚刚开始”，目前，中国的人均财富排名世界第104位，有人计算，要实现13亿中国人达到美国生活水平，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
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不计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将难以承受，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必须决然阻止势态恶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2012年，中共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强调要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保部长陈吉宁上任伊始，大刀阔斧整顿环评市场红顶中介乱象，约谈环境治理不力的地方行政长官，大力推进新环保法的严格实施。此次重启绿色GDP研究，意在为从制度上理顺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探索，破解以无节制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
绿色GDP能够很好地回答发展与生态的关系，道理并不难懂，问题是，绿色GDP下的环境保护成本谁来支付？它一定是落实到具体的承受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现在的环境问题突出，恰恰是环境成本并没有完全由环境破坏者承担，而是将环境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地悲剧”问题。即一些排污企业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染物，降低了自己的成本，却将环境成本交给了社会，让社会承担。
政府理应是解决“公地悲剧”的主角，为确保绿色GDP，政府应该通过制度规则的制定，来提高排污成本，但如果要增加企业的成本，实行严格的排污标准，就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使之因成本过高而失去竞争力，导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又是一些地方不愿意看到和承受的，于是有意无意地容忍了对环境的破坏，那么所谓绿色GDP，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因此，追求绿色GDP关键是让承受环境成本的民众成为可靠的博弈力量，其中很重要一条，是在社会组织的建设上要迈出更大的步子，让民众对环境保护，对社会成本的担心、呼吁，形成集中的、明确的、足可以进行博弈的力量，产生政治压力，参与到环境法治建设当中，敦促政府强力治理污染，让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转化成政府治污的政治动力。比如让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壮大，让民间力量崛起，普及公益诉讼。如此，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让政府真正成为市场的裁判员而不是兼扮运动员，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环境污染的“公地悲剧”问题，绿色GDP才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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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