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落马老虎多为高学历：25名博士39名硕士
自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达到120人。翻开他们的简历，落马的官员是一个学历高得可怕的群体。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生人口比例为3.9‰。官员的研究生比例为79%，相差超200倍。落马的81位省部级老虎（军队中除徐才厚和郭伯雄，其他因资料不详，未统计）里有25位博士，39位研究生。
这样高的学历，究竟是虚有其表，还是真才实学？他们的学历就像一面棱镜，映射出时代的印记。
发轫之始
江南地区有个习俗，将小孩子第一次上学，称之为发轫，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他们最开始学习的地方。
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平均年龄59岁，差不多都出生在1955年前后，新中国此刻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徐建一（原中国一汽集团董事长）的名字“就是建设一汽”的缩写。令家的5个孩子更是分别取名为“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
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今天依然是四五线的小县城，令氏一家的老家在山西省平陆，那里现在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1963年，中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原产油达到648万吨。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基本自给”，中国石油产业正在大力发展。
周永康出生的比较早，1963年的他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念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学习关于石油的知识。他所学的专业，在当时看来，是名副其实的“王牌专业”。
此时，令计划还在家乡读小学，他的语文作文从小就写的很好。
不久之后，新中国进入了十年动荡的文革，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很多大学停止招生，全国上下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工人和知青成了最普遍的选择，这批落马的官员里——有17名官员都是工人出身，13名官员都有过做知青的经历。
1968年的7月22日，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上》上写：“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大学要办。”。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工农兵大学生走上了历史舞台。80名官员中，产生了10名幸运儿，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8个人的专业也都属于理工方向。
所以，在7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当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副书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令计划已经当了3年的印刷厂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十七八元的工资。
回头再看周永康，那时候，他已经做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的一名技术员。
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还在各自的河道上流淌。
天之骄子
文革结束后，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从当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高考”让他们很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从城市到农村，农民、知青、工人，各色人群都在备战高考，例如李崇禧（原政协副主席），78年参加高考时，还是四川省制药厂的一名工人。
现在，人们通常称77-79级的大学生为“新三届”。
那三年全国共有1648万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了94.7万人，录取率仅为5.7%。“新三届”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学历的含金量非常高，以致于人们称当时的大学生叫“天之骄子”。
那时候，落马的高官平均年龄23岁，大部分都已经参加了工作，有35人都在文革后参加了本科的考试——其中有20人还属于“新三届”。
他们考取的学校相当有名气——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纷纷在列——从录取学校看，重本率达到了77.3%。而2008年的衡水中学，重本率也只有70.84%。万庆良属于没读上重点的少数派，在媒体的过往报道中，万庆良还做过复读生，可惜填报志愿失误，于是和重点大学失之交臂。
还有17名官员，选择了读专科性质的学校。专科学校在当时一样很难考。在80年代能考上专科院校，往往意味着可以分配工作。令计划的老乡陈川平就考上了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太原钢铁公司机械厂，做了一名工人——从那里开始了他后来的仕途之路。
无论是读专科还是读本科，他们和现在的高考生一样，都面临着专业的抉择。
80年代的中国，虽然恢复了高等教育，却仍然延续了苏联模式。重点的学科集中在了理工类的专业。所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结果考上本科的58名大学生，有29人都选择读理科类型的专业：从机电工程到地下采煤，官员们都选择做了理工男，占据了半壁江山。待他们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将是铁饭碗。
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是稀缺品，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82年：
那一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
那一年，周永康已经从技术员变成了辽河石油勘探局的副局长，令计划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办公室；
那一年，李崇禧刚刚毕业成为四川省纪委二室的一名干事；李春城成了哈工大的研究生；
那一年，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骄子”。落马的官员，大多数还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交汇口就在前方。
狂飙突进
事实证明，在职教育是提高官员学历的第一生产力。
随着大学毕业，官员们被分配到了各自的单位，开始自己的仕途。90年代以前，他们的学历大多也停留在了本科，只有5个人读到了研究生。他们需要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七八年才会等到升迁的机会，参加在职教育的官员相当少。
等到90年代初，他们平均都至少是一名副处级别的干部时，官员在职教育也迎来了高峰期——虽然那5个研究生，后来都没参加过在职教育。
所谓在职教育，便是已工作之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学习。有58名官员都有过在职教育的经历。所读学校，重本率高达56.8%。
同时，党校也成了为了提升学历的重要的选择。有13名官员的研究生学历都自来于党校，其中9所都是中央党校。
于是，我们看到：工作了已有十年的陈铁新（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一边做沈阳市政府驻欧洲代表处总代表，一边在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习；童名谦（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作为共青团湖南省的宣传部长，还要在湖南大学学习管理工程专业。
两年之后，二人都有增添了一名特殊的“学弟”，陈铁新的那名学弟叫苏荣，童名谦的学弟则叫令计划。
1996年，官员们的平均年龄41.1岁，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在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上，要求，地（厅）、司（局）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同年，景春华（原河北省委常委）已经开始他的第4次在职教育，他像极了文艺复兴时期开展狂飙突进的德国，在5年的时间里，3所不同的大学中，完成了自己本科与研究生的全部学历课程。
接着，我们稍稍把目光转到远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胜利油田，那里石油勘探会战成绩斐然，多名官员都得到了晋升，周永康便是其中之一，他已经擢升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
回到他们的在职教育上，官员们进修的专业，也发生颠覆性变化：理工类专业的人数比例从原来的52.8下降到7.6%，文科类的比例则由36.8%上升到了76.9%。理工男不再吃香，经济管理专业成为了官员们在职教育的“香饽饽”。
几年之后，官员们的学历焕然一新。18名专科出身的官员，16名学历都提升到了研究生；53名本科出生的官员，39人学历都升到了研究生。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称“在职官员纷纷读‘在职研究生’，是学历追求的一种表现。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
金玉其外
九派新闻记者注意到，还有一部分官员，学历还想更上一层楼。
2000年是千禧年，周永康并没有去接受在职教育的学习，他已经做了2年的四川省委书记。
这年8月，北京获得申奥资格，普天同庆。远在四川的周永康则力排众议，提拔任用了同样只有本科学历的李崇禧，做了四川省的省委秘书长，同时李春城虽然和领导不和，却获得周永康的青睐，当了四川泸州市委书记。
落马的80位省部级官员，超四分之一的官员也在2000年前后开始了博士的攻读，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可以获得不止一个博士学位：例如周本顺（原河北省委书记），他在湖南大学获得了管理学博士，仅时隔2年，又在武汉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
如今，现在依旧可以在知网上看到落马官员的博士论文。2010年，金道铭（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获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研究》。论文摘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同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被称为“博士工厂”。
很多官员，后来也成为诸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甚至是博导。像何家成，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他的第一学历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那里被誉为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后来他成为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
武长顺则属于比较夸张的类型，第一学历不详，却最后在18所高校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然而，他们的学历的光环，在这不久之后，就伴随落马而褪去。